然而一切都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这个夏天戛然而止。“如鱼得水”的崔浩，突然被拓跋焘扔到了岸上，落了个凄惨无比的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北魏王朝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暴扬国恶”，就是说崔浩主编的《国书》写了不少不该写的东西，让拓跋氏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曝光于天下。
北魏修史要从道武帝拓跋珪说起，他令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后来因邓渊之死，这项工作没有完成。明元帝拓跋嗣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
常言道：“盛世修史。”志得意满的拓跋焘为了让后世子孙铭记他的丰功伟业，于是下令编修国史。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他任命崔浩为司徒监事，担任总撰稿人，带着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续修国史。
崔浩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动笔前他特意请示拓跋焘，让皇上明确修史原则，拓跋焘给出的指示是四个字——“务从实录”。就是说，真实地还原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就如实地记录在史书中。
崔浩坚决贯彻落实拓跋焘的指示精神，他带着写作班子秉笔直书，把该写的不该写的通通写进了史书。完成任务后，崔浩颇为得意，参与写史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书》和崔浩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头上，以向天下展示崔浩的才华以及如何“秉笔直书”。
闵湛和郗标都是“马屁精”，崔浩曾经注解过《易经》《论语》《诗经》《书经》，当时闵湛、郗标向拓跋焘上疏说：“马融、郑玄、王素、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所著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投桃报李，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说他们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让他们加入了写史班子。
如果崔浩拒绝刻史于石的建议，将所编修的史书藏于深宫，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但关键时刻崔浩的耳根子软了，因为这两人平日里把崔浩拍得很舒服，崔浩不加犹豫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国书》的实际撰稿人之一高允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搞的这一套，我担心日后一不小心会成为崔门的万世灾祸，这样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事的人都要大祸临头。”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向他说了建立碑林的想法，拓跋晃表示支持，下令在平城郊外开工建设这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文化工程。
说它“规模庞大”，是因为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余步的庞大石刻群。而这些石头本地并没有，需要从外地开采运来，同时对石块的要求也很高，每块高不低于一点二米，宽不少于一米，石质要细腻，色泽也要统一，把石块运来要精心打磨，调动各地工匠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将《国书》和经书一个字一个字刻上去，大约有二百多万字，可见工程量之大。据记载，整个工程动用人力达三百万，耗时三年多。
碑林的落成，成为当时平城一件极为轰动的事件，人们争相去看，从这些石刻里才知道，过去不少关于拓跋氏的“八卦”，居然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于是人们在石碑前指指点点，搞得整个平城议论纷纷。
碑林建成时，拓跋焘正在南边和刘宋打仗，等他出征归来，看到鲜卑贵族们人人义愤填膺，说起崔浩都咬牙切齿，强烈要求严惩崔浩。拓跋焘去碑林亲自调研一番，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www.xing528.com)
为了平息众怒，他命人收捕崔浩及其同党，审查罪状，在拓跋焘的质问下，崔浩承认为编修国史选拔著作令时曾收受过贿赂。拓跋焘一听，这还得了，不仅“暴扬国恶”，居然还收黑钱，震怒之下下令将崔氏一族灭门。
到底崔浩编纂的史书记载了拓跋氏的什么丑事，让鲜卑贵族们如此痛恨？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因为石碑早已毁灭，无从知道上面到底刻了什么。《魏书》对此讳莫如深，只是说“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就是说写得过于详细，记载了不少避讳，其他史书则更加语焉不详。
所以关于到底写了哪些不应该写的，说法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便是史书中说鲜卑人是汉将李陵的后代。
李陵是西汉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汉武帝派他出击匈奴，他带领的八千人马被八万匈奴大军包围，力战不支，最后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终老一生。
《南齐书》记载：“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为什么鲜卑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黄帝的后代。
《魏书》里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就是说，鲜卑人的祖先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人，在他们看来，崔浩编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将鲜卑人祖先“严重降格”，搞成了是汉人和匈奴的混血儿，而这两个民族一直被鲜卑看不起，鲜卑贵族当然不会买账，认为崔浩是“欺师灭祖”。
这只是“暴扬国恶”中的“一恶”，想必还有不少让鲜卑人无法接受的“恶”。柏杨先生认为，“暴扬国恶”的“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绝对的“恶”，这个任何人不敢透露半点风声的避讳，是因为一个人——拓跋珪。
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拓跋焘的祖父。据《魏书》记载，他是北魏的前身“代”国国君拓跋什翼犍的孙子，在拓跋什翼犍被自己儿子拓跋寔君杀死后，拓跋珪成功复国并靠自己的雄才大略使得北魏称霸一方。
崔浩在史书中可能揭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便是拓跋珪根本不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而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拓跋什翼犍和自己的儿媳好上了。更为惊人的是，将拓跋什翼犍逼上绝路的不是拓跋寔君，这个和“弑君”同音的人物是被虚构出来的，真正的元凶正是拓跋珪。
虽然曝光了不少拓跋氏的丑事，但崔浩的死确因这个吗？历史上对此颇有争议，不少人觉得“国史之狱”充满诡异的气氛，一是编纂和石刻《国书》非一日之功，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在此中间，包括拓跋焘在内，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一下子就给崔浩惹来了杀身之祸。二是史书对整个过程记录甚少，感觉是在故意遮掩，特别是在《魏书·崔浩传》中，对改变传主命运的这个重大事件的经过没有交代，只说：“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更重要的是崔浩只是一个挂名主编，真正编纂史书的高允等人最后却平安无事。
高允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事发后，太子想让自己的父皇饶恕高允，便带着高允去见拓跋焘，请求他能恕罪。拓跋焘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说：“《太祖记》是邓渊写的，《先帝纪》《今记》是臣与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是总编，所以具体内容主要是我写的。”拓跋焘一听这话，气愤地对太子说：“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大，你说怎么饶？”但拓跋焘最终还是饶恕了高允。
后来拓跋焘想把涉及《国书》案的人都满门抄斩。高允又为此请求拓跋焘从宽处理。高允说：“崔浩犯的罪，假如另有罪行，这不是我所敢过问的。如果只是史书中触犯了忌讳，这种罪不应该判处这样重。”拓跋焘看高允这样得寸进尺，一时气得又想杀他。但后来还是听从了高允的意见，于是只将崔浩满门抄斩，其余人都只斩本人。
从拓跋焘和高允几次谈话中，可以得出几个判断，一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崔浩所写，他充其量是个挂名主编；二是书中的内容远远不到应该杀头的地步。拓跋焘最后杀掉了崔浩，却放过了一些真正的作者，使人感觉他似乎只是把《国书》当作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崔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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