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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路义学与金城村史·西固卷:百年历史与发展

时间:2023-10-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36年,达川隶属皋兰县后,在“岔路义学”基础上改建了国民初级小学。从“岔路义学”到达川中心校的设立,学校发展一路栉风沐雨,随着岁月的更替变迁,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历史。清末,“岔路义学”学址在岔路村华佗庙,课程以读四书五经为主。“岔路义学”初创阶段,只有少数孩子被送入学校接受教育,家族教育是当时主要的教育方式。

岔路义学与金城村史·西固卷:百年历史与发展

据达文梅文字介绍,清末达川本地开办私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始有“岔路义学”。1936年,达川隶属皋兰县后,在“岔路义学”基础上改建了国民初级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教育逐步建立和发展,达川学校教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86年,达川设立学区,辖1所中学、5所小学,学区管理本辖区内的人事、教学、财产等。2005年,撤销学区,设立达川中心校,原学区主任改任中心校校长,隶属关系不变。从“岔路义学”到达川中心校的设立,学校发展一路栉风沐雨,随着岁月的更替变迁,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历史。

清末,达川的教育没有固定教学地点,不定期的由私人筹集办学,聘请有文化教养的老先生任教。只因生产方式落后、生活困难,上学人数极少。学生在校读书时间具有很大随意性,时长时短。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达川上学蒙童随之增多,村里原有的私塾已不能满足教育的需求,于是,岔路村的达保国、达成能、达元璋,上车村的达通章等人出面筹划,施舍学田,在岔路村华佗庙(圣人殿)的西厢房开办义学,即“岔路义学”。各村人组成校董会,达保国为会长。教书先生为河口乡八盘村秀才张四保,岔路村廪生达奎宗,河嘴村达复治、达世盛等人。1936年,达川隶属皋兰县后,在“岔路义学”的基础上改建了国民初级小学,由达川保分管,聘请段溥泉为校长。1937年,皋兰县派兰州人张鸿钧任校长,聘请教员2人。1941年,甘肃省推行“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县设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校长由乡长或保长兼任。1942年,达川隶属甘肃特种乡,在岔路村华佗庙圣人殿设立达川小学,初级小学改为完全小学,乡公所委派永靖县人赵贤忠任校长。1946年,特种乡又将岔路完小改为初小,高年级学生前往离达川20里的乡公所所在地张家祠完小上学。1949年初,岔路初小又恢复为完小。河嘴村设立了初小,招收河嘴、吊庄两个村的儿童入学。

清末,“岔路义学”学址在岔路村华佗庙,课程以读四书五经为主。1937年,达川国民初级小学课程在国语、算术、古文的基础上,又增设音体美课程。1942年,达川国民初级小学改为完全小学,课程增设地理、历史、自然和公民。

清末,为了保证私塾办学经费,老师的报酬以粮食结算。学田所产粮食不够付老师报酬时,每年按“三七开”从学田抽租,年收小麦260多升,还向黄河渡口抽税60多银圆。入学者每年向塾师交纳束脩,约银圆8角钱。

民国期间,乡内国民小学经费无据可查,校舍维修、教具购置和教师薪资等各项支付,主要靠学田租粮收入及乡民捐资。达川小学虽然在这一时期属于公办学校,但在学校规模、校舍维修、教师薪资等方面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校址仍然在岔路村圣人殿厢房,学校设备及其他各项支付都依靠学田租粮或乡民捐资,办学条件很是简陋。(www.xing528.com)

私塾教育是达川文化教育的起点,清末民初才有了“八师傅”(廖姓,原西固古城人)、“三五师傅”,教书先生多为落榜秀才。至1937年,达川乡设一所初小,教师3人。一名为初师毕业,其他两人为高小文化程度。1942年至1949年底,小学教师多达7人,教师最高学历初中。

清末至民国初期,达川私塾生源时断时续,有“春满园,夏一半,秋零落,冬不见”的评说。“岔路义学”初创阶段,只有少数孩子被送入学校接受教育,家族教育是当时主要的教育方式。入学者40余人,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20%左右。1937年,学生增至68人,入学率上升到30%,全为男生。1942年,教师达到6人,学生增加到175人,男生入学率45%。1946年,民不聊生,辍学人数增加,上完小的学生仅6人,岔路村初小的学生也减少到69人,入学率下滑到21%。1949年初,河嘴村设立了初小,入学人数达到87人,入学率达50%。受教育人数稀少,导致了达川整体文化水平低下。

甘肃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止科考、岁考,开始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但是,偏远地区的达川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开始兴办“岔路义学”。1916年,奉教育部令,兰州各初等小学改称国民学校,而达川在1936年隶属皋兰县后,才在“岔路义学”的基础上改建了国民初级小学。从私塾、义学到国民小学,达川教育的发展与兰州城区相比,滞缓落后。

达川“岔路义学”的设立,扩大了达川地区受教育者的社会面,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得以推行,即教育不分贫富、贵贱、等级。政府在贫困地区大力发展“义学”,对于普及民众的教育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促进了当地上学风气的形成。

清末至民国时期,达川一带匪患频仍,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哪有条件读书学习!这也形成当地人不太重视接受教育,难以学习先进文化知识。由于一般民众总是把读书学习降低到“能识几个字就行”的水准,致使达川教育发展滞缓,人们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只相信挣钱养家才能改变生存状态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在文化科学领域有成就者寥寥无几。现在,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那种落后保守的小农思想早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的视野一代比一代开阔,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观念深入民心,取而代之的是愈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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