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就业现象对经济与居住质量的下降及法律孤儿生活风险与社会救助

按照《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对于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缺少监护人的未成年子女,执行机关应当为其委托亲属、其他成年人或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监护提供帮助。在这项政策的庇护下,本研究中的每位法律孤儿在父母服刑或戒毒期间都落实了替代监护人。担任替代监护人的大多数是法律孤儿的祖辈或其他亲属,少数是其父母的朋友、邻居。从经济状况来看,这些替代监护人都有长期固定居所,且拥有退休金、工资、房屋租金等稳定的收入来源,加上法律孤儿享有的低保金及其他针对困境儿童的补贴,足以为法律孤儿提供比较充分的物质生活保障。但当法律孤儿的父母刑满释放或戒毒期满回归家庭后,这种原本较为舒适的生活状态便被打破,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都变得更为紧张。

本研究中5名父/母回归家庭的时间从半年到两年不等,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就业。昊昊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5岁那年,昊昊的父母离婚,妈妈回了四川老家,从此没再来过上海。不久后,爸爸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判入狱服刑,昊昊便只好跟随爷爷一起生活。由于奶奶早逝,爷爷独身一人,虽然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佳,但自己有一套小房子,每月还能领3 000多元退休金,加上昊昊每月的低保金,爷孙俩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太大困难。但情况在昊昊的父亲出狱后发生了改变:不知是出于身体原因还是个人情感的原因,爷爷不愿意再继续帮儿子抚养孙子了。^[1]作为法定监护人,昊昊的爸爸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如此一来,昊昊的生活条件便急转直下。

首先是经济状况明显变差。我们约好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拜访昊昊的家,到达时,昊昊的爸爸正在隔壁邻居的麻将桌边观战。显然,他没有工作,父子俩就靠两份低保金生活。在访谈过程中,他不时地向我们抱怨自己没有收入,生活拮据,自己的父亲和妹妹都不肯拿钱出来接济自己和孩子。这令我们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我们看来,他才40多岁,身高1米8左右,身强力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找工作对他来说应该不算难事。对于自己不去工作的原因,昊昊爸爸这样解释:

现在我怎么走得开呢?带着个小孩。我要上班的话,最起码要等他还要再大一点。现在是10岁,在上小学呀,现在小孩都是接送的。你叫谁去接啊?爷爷这个年纪,又心脏病。所以现在我也在头疼这个问题。现在也没办法啊,只能等再稍微大一点。等读了初中,他自己能去学校了,那么我就走得开了。……一个是走不开,二是你现在也没地方去。我去问过(街道)的,一个保安(工作),还要排队等着。你要么认识人,认识人(的话),位置空出来他就先让你去,认识人就有这点好处。不认识人,你就一直等,等,等。(HHF1,2017.7.18)

昊昊爸爸把自己不去找工作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要接送小孩走不开;二是街道没有现成的工作可安排。这两点理由看似合情合理,但其实都十分牵强。昊昊和我们单独聊天时提到,爷爷经常去接他放学,这就说明昊昊爸爸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走不开。在我们的追问下,昊昊爸爸也承认,自己在听说区区一个保安工作还需要排队后,就立刻放弃了在街道登记再就业需求的想法。后来,他托人帮忙找了一份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的“完美工作”,但最终遗憾地与其失之交臂:

昊昊爸爸:本来呢,我托了个朋友,不要去上班的,就是天天在家里领工资,结果等等等等等,等得黄掉了。

研究者:哪有这种班啊?(www.xing528.com)

昊昊爸爸:那个家伙,他徒弟是里面的总经理,叫我一直等等等等等,今年说明年,明年说后年。好了,到了最后一年,通知你上班去了,又出事情了。(那个人)被抓起来了。你说,这个人真的是坏。(HHF1,2017.7.18)

在交谈中我们发现,昊昊爸爸之所以没能就业,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工作时间与接送孩子的时间存在冲突,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去“找”工作。实际上,自从高中辍学后,他就没有上过一天班:“一直没工作,我又没有上过班。那个时候怪了,到处去面试,都面试不成功的。倒怪得不得了!好了,后来索性就不去了。”说起自己的未来,他显得忧心忡忡:“工作嘛肯定要做的,你不做,以后退休怎么办?生病了医保都没有的。对吧?反正这个事情……哎呀!不谈!”但当我们建议他先去街道登记个人信息,看看街道能否帮忙介绍工作时,他却对街道推荐的工作岗位嗤之以鼻:“随随便便三四千块的工作能去做吗?”(H HF1,2017.7.18)

与昊昊爸爸的情况相似,其他几位已经出狱或戒毒期满的家长也存在就业动力不足的问题。阳阳的爸爸曾找到一份在医院做清洁工的工作,但他最终没有去做。原因是“早上4点多钟就要上班,工资又很低,除去三顿饭钱、公交车费以外,和拿低保的钱差不多”。他还担心“我现在50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万一去做工,做出来个病什么的”。(YYF1,2017.7.13)嘉余的妈妈也曾经有一个工作机会,是“在人家开的旅馆做前台登记的”,但她因为“身体不好,一个头疼,一个胃疼”,也放弃了(JYF2,2017.10.14)。另外两位家长——婷婷的爸爸和小允的爸爸则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找工作的问题:前者在大家庭的庇护下,吃穿不愁,以打麻将度日;后者则动辄向父亲要钱,甚至叫嚣:“你现在给我钱花,我会感谢你。你不给我花,将来你死了,钱也是我的,那时候我不会感谢你!”(XYF1,2017.7.21)年迈的父亲对此毫无办法,只能有求必应。

对于昊昊而言,除了家庭经济条件变差之外,他的居住条件也迅速恶化。搬离爷爷家后,昊昊爸爸与另外两户人家合租了一个三居室的老式公房。这个房子名义上是租来的,实际上是街道居委会为贫困户提供的安置房,每月只需缴纳500元租金。据昊昊的爸爸说,同样的房子租金市场价在1 000元左右。昊昊和爸爸住在其中一个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与别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这个小小的房间就是昊昊回家后唯一的活动空间,吃饭、睡觉、学习都在这里。房间里家具屈指可数:一张堆着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被子和毛毯的床,一个简陋的带锁柜子和一台电视,一个堆满书和杂物的写字台,一把没有靠背的木头椅子。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站着,因为除了昊昊平时做作业时坐的那把没有靠背的椅子外,这个家里确实找不出第二张椅子或凳子来。

在前两章中,我们已经描述过嘉欢、嘉余姐弟和小允的居住状况:嘉欢、嘉余姐弟俩与外婆、妈妈4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小允家的两居室内则容纳了5个人,爷爷奶奶只能睡在客厅。这几个孩子的父母在服刑或戒毒前就没有自己的房产,他们大多数时候在社会上游荡,需要时才回到孩子的祖辈家中落脚。如今,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他们的回归使得原本就不宽松的居住条件变得更为紧张了。阳阳的居住情况可能更差——当我们表达想要去他家的愿望时,遭到了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强烈劝阻:“他那(家)里没法说话,去了你连脚都站不下的!”(YYS1,2017.7.13)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坚持之下,我们最终没能实地探访他的住处,改在居委会办公室进行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