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变住房补贴方式：1400万英镑的损失

试行福利方案遭遇租户欠租激增

议会《堕胎法》修改提案未获通过

多管齐下的措施致力于恢复经济平稳

欧洲人权法院达成移民裁定

议会支出“欠透明”

委员会将枪支权利条款入法

抗税团体领导保守势力

休会决定遭遇上诉

悉尼男子因食人和乱伦遭指控

天刚蒙蒙亮。人尚未起身，手就伸向了电子屏，朝着新闻摸索而去。马上就得晨浴，然后手忙脚乱地开始新的一天，但还是可以见缝插针地瞄上一眼。

遗憾的是，今天的新闻乏善可陈。入眼的第一条标题有点令人不解——“试行福利方案遭遇租户欠租激增”——管它呢，点开看看，说不定奥妙在其中。

数据显示，直接向租户发放住房福利的某政府试行项目，遭遇大量租户拖欠租金。某地区预计，如果新政覆盖辖区内所有租户，损失总计将高达1 400万英镑。在这个酝酿中的“统一福利”计划里，其中一项关键制度就是将住房补助金直接发放给租户，而不是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声称，该试验有助于其确保该方案在全国的有效实施。

看完了仍然一头雾水。政府决定改变对最贫困人群的住房补贴方式，这显然是件重要的事情；这家正派的新闻机构也花费了时间和财力来向公众介绍该方案的细节，但是要想对此产生真切的关注却并不容易。

这丝毫不足为奇。我们经常看到似乎颇为重要的新闻标题，私下里却觉得那则新闻事不关己。阅读现代民主国家的新闻机构出品的所谓“严肃”政治报道时，最常见的两种反应就是乏味和困惑，这也是最令人羞耻，因而被竭力隐藏的两种感受。

沿着新闻提要看下去，有一则澳大利亚乱伦食人案，却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也许在内心深处，我们就是这样肤浅和不负责任的公民。

但是，先别太过苛责自己，假设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的新闻标题是：“俄罗斯男子咨询律师”，后面跟着这样的报道：

房间里等着六个人，其中三个妇女分别是老妇、少妇、商贩太太；另外三个男子分别是戴戒指的德国银行家、蓄胡子的商人，还有个身着制服、佩戴领章的官员，看起来情绪不佳。两名文员坐在桌前书写，笔尖沙沙作响。写字桌上的文具十分精美，惹得（对于文具卡列宁可是行家）他不停打量。其中一名文员坐在椅子上，朝卡列宁一瞪眼，不悦地问：“什么事？”“我有事想请教律师。”

假设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并期待读者就此产生浓厚兴趣、迫切想知道后续发展，虽然不确定到底还会不会有“下文”。也许要再过好几周，这个令人疲倦的故事才能又续上十数行。

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我们会对《安娜·卡列尼娜》产生真切的兴趣，然而，从一则冗长叙事中随意摘抄几个片段塞给读者，再将他们迅速拉开，且不提供任何事件发生发展的背景阐述，正是当今社会许多最重要的新闻报道的讲述方式，不论主题是竞选、预算谈判、外事政策提议，或是国家福利制度的变革。也难怪我们会觉得乏味。

我们凑得实在太近了。以美术为比喻，这种新闻报道就好比让我们隔着一两厘米的距离欣赏一幅油画，入眼只见模糊不清的蓝紫色，上面零乱分布着几处边缘染白的黑色线条。以这种近距离观察，我们真说不清画中究竟是木星的表面，还是皮肤的淤青，或是某种史前生物的足迹化石——而且听起来都不怎么迷人。而实际上，我们凝视的也许正是西方艺术中最具心灵震慑力的肖像画：提香的《吉罗拉莫肖像》之局部，只不过距离出了问题——因为你必须至少离画一米，才能领略到这件大师作品的种种趣味。

与我何干？

提香，《吉罗拉莫肖像》，约1510年

对于人类而言，乏味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和负担。在过往历史中的大部分阶段，基本就没出现过让人乏味的新闻。信息曾经是少数神秘的权贵统治阶层的专属，总共只有国王、大臣、军队统帅和贸易部门的上层才能接触到。

而如今，新闻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好奇心的车轮却常常面临在数据泥潭里空转的风险。这感觉就像是每天早餐前，总有个忧心忡忡的公务员带着公文包冲进来找我们，包里塞着一堆眼花缭乱、到头来又让人筋疲力尽的烂事：“五家医院预计在月末超出它们的信用额度”，“央行对于自身债券市场募集资金的能力感到忧虑”，“一艘中国军舰刚刚驶离大陆前往越南”，“加拿大总理将于明日来赴晚宴”。

对此，我们该作如是观？该如何在大脑中安置这些信息？

新闻机构羞于向我们承认，其每天交付给大家的不过是故事的只鳞片爪，要想看清庐山真面目，往往只能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等待连缀成篇后，以整体事件为单元来了解，而不是听取零碎片段。对此，新闻机构如铁板一块地发出暗示：在眼下抓取一点话题的皮毛，永远要比假以时日等待更可靠和全面的情况来得好。

鉴于这种做法可能造成读者的困惑，此时最迫切需要的，乃是良好的标示。配上“俄罗斯男子咨询律师”这样的标题，就算是《安娜·卡列尼娜》这样震撼的小说，其片段也读来乏味。然而，如果我们知道正在阅读的文字虽略显平淡，但却是取自某部伟大的长篇巨著，而全书探讨的乃是婚姻的悲剧性，尤其是冒险的渴望与家庭生活、社会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在等待后续章节时，兴许就多了几分兴奋。

我们需要新闻机构给出提示，告诉我们如何将割裂的报道纳入更宏大的主题，从而生发真诚的兴趣。无论是什么信息，要对之产生兴趣，就必须予以“定位”，也就是将该信息与我们之前业已知晓的事务相关联。不妨将人脑中的某一部分看作一座图书馆，其中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各类信息。我们日常听到的大多数事务都明确标示了其应归属的门类，于是即刻被大脑下意识地归档：绯闻故事进入早已满荷的《男女关系大全》，某位首席执行官的突然下岗插入《工作和地位》，以积累对该主题的理解。

但是，随着新闻报道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古怪和琐碎，归类工作也变得日益艰难。我们通常所说的“感觉乏味”其实是指大脑出于自我保护的反射，将不知如何归档的信息予以逐出的过程。举例而言，面对“一群中国官员访问阿富汗，并在巴达赫尚省讨论边境安全”，或者“某左翼智库鼓吹降低制药业纳税标准”这样的新闻，我们恐怕有点不知该如何归档。此时，我们或许就需要帮助，来将这些信息孤儿护送到信息大家庭，以建立身世纽带。

新闻机构理应承担图书馆员的部分工作，让大家约略知道，个别事件归属于何种宏大的主题。某外地城镇周六晚上的毁坏公物案件（“贝德福德公交车站被年轻人涂鸦”），单独看来并无引人注目之处，但如果纳入名为“在缺少宗教援手的自由世俗社会树立道德行为的困境”之系列剧，就会变得表情生动。同理，一则讲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腐败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被爆回扣指控）的报道，个别看来可能令人费解，但是如果能加上揭示大背景的宏观标题：“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非洲观念里的部落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面目清晰。

加上恰当的标示后，就算是政府住房福利体制改革这种乏味的报道也不至于遭遇淹没。事实上，这篇文章的标题——“试行福利方案遭遇租户欠租激增”——根本就不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焦点所在，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焦点也不是关于俄罗斯男子咨询律师。这起新闻事件的重点在于，现代国家如何不断探索援助最贫困人群的最佳方式，归属于讨论了上百年的议题：“福利到底是提供了尊严和支持，还是默默促成耻辱的依附关系。”因此，这则新闻片段也许可以被安放到名为“补贴对人品的影响”“援助心理学”，或“穷人的责任”这样更为朗朗上口的章回体叙事中。

可惜的是，许多新闻机构都存在着一种打消受众兴趣的偏见，认为最能成就新闻声望的，乃是以冷静中立的方式陈述“事实”。例如，CNN的口号是“给您带来事实”；荷兰的《新鹿特丹商报》强调其“传递事实而非观点”；BBC则自诩为“全世界最可靠的事实来源”。

问题是，当今时代已经不缺少可靠的事实。重点不在于提供更多事实，而是如何处置手头的事实。每天，新闻都像是在开闸放洪：标准普尔正在评估各国的信贷评级，政府开支法案获得延期，划分选区的提案被提交给委员会，天然气管道计划已经开始酝酿。但所有这些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与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又有什么关联？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些什么？

事实的对立面是偏见。在严肃新闻单元，偏见的名声极恶，与恶意构陷、谎言欺骗、剥夺受众独立思考自由的集权行为相当。

然而，对于偏见我们或许应该大度一些。就其纯粹状态而言，偏见不过是对人类社会的运作与繁荣的一种观点，并由此为出发点对各个事件予以逻辑一致的评估。偏见就像掠过事实的一枚镜片，旨在将眼前的事物看得更清楚。偏见致力于解释事件的真相，并引入一整套用来评判想法和事件的价值观，因此，对偏见采取避之不及的方法似乎有点小题大做。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去寻得方法，以便采用其中较为可靠和有益的部分。

虽然我们对于偏见一词的理解常常受限于某些左翼或右翼的极端言行，但其实偏见就和人生观一样千姿百态，因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世界的有益镜片。例如，我们可以按照惠特曼或奥斯汀、狄更斯或佛陀的特有角度去解读新闻。我们也可以想象某个带有精神分析偏好的新闻媒体，会把焦点放在阿以冲突中双方的愧疚与嫉妒，敏于察觉政治辩论中的心理投射，怀疑经济萎缩0.1%即导致全国陷入“萧条”的说法，或者经济增长1.3%就认为幸福必将到来的观点。

新闻机构值得称道的殊荣，不应该是简单收集事实的能力，而是明智地运用偏见、从事实中梳理相关性的技能。

现代政治的核心是个宏伟而壮丽的理念，即每个公民都在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担任自己国家的主人翁。要实现这个诺言，新闻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渠道，我们才能观察国家领导人，从而评判其治国能力，并形成我们应对当今最迫切的经济及社会挑战的立场。新闻机构不是民主的附带产物，而是民主制度的保证人。

然而悲哀的是，就协调、萃取和治愈等方面的表现而言，当今的新闻显然力不从心。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在于，不断变化的新闻议程将大家搞得无所适从，最终无法形成任何政治立场。众多令人愤慨的暴行逆施，哪一桩和我们真正相关？几小时前让我们兴奋如同打鸡血的新闻，其实质到底是什么？也许真答不上来。一旦社会达到空前的复杂阶段，我们就急不可耐地希望所有重要议题都能被大力压缩。面对新闻抛出的宏大议题，相形之下，个人能动性显得不值一提和违反直觉。和新闻的遭遇与其说让我们感受到影响政治进程的可能性，不如说让我们在面对混乱不堪且无法改善的宇宙时，感受到自身的人微言轻。

黑格尔认为，“新闻如今占据的权力地位，至少等同于信仰曾经享有的位置”。这一论点，忽略了这两种知识领域的重要差异，即宗教一直以来都对人类持续关注能力的缺陷极为敏感，虽然宗教和新闻一样，都想把重要事务日复一日地告诉我们，但和新闻不同的是，宗教明白，要是一次性说得太多，而且凡事只说一遍，那我们就什么也记不住，继而什么也做不了。

因此，宗教精心地留着口粮每天喂一点，带领我们耐心地明白若干事务，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重复和排练是各大宗教信仰的关键教学法。这些宗教知道，以仓促和兴奋的方式说理毫无意义。因此会安排我们在肃穆场所端坐，安抚我们的心智，然后用庄严的口气不慌不忙地说法。并且懂得，隔上数日或数周必须进行复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被感化，从而改变所思所为。

我们很容易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敌人一定是凌厉的新闻审查制度，因此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应该是文明的天然盟友。

然而，现代世界却让我们发现，要削弱人民的政治意愿，有些力量远比新闻审查更具危害，也更加愤世嫉俗，那就是——以足够紊乱、零碎和割裂的方式讲述事件，让多数人对政治感到困惑、乏味和分神，以至当面对最重要的议题时，都没有了持续关注的能力，无法摸清来龙去脉。

当代的独裁者如果想要巩固权力，完全不必费力去做下达禁令这样恶名在外的事，只消确保新闻机构源源不断地播出各种没头没尾的简报，只要数量庞大，不做解释，时时变更议题，让人浑然不觉不久前十万火急的某件事与眼下另一件事之间的关联，再间或穿插一些重口味的杀人犯和影视明星轶闻，就大功告成。要削弱大多数人对政治现实的把握，或者打消他们改变情势的决心，这样做就足矣。完全没有动用新闻禁令的必要。只须依靠新闻洪水，就能将现状高枕无忧地维持下去。

当民众普遍觉得政治新闻乏味，这就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当新闻无法通过其陈述技巧来抓取大众的好奇心和注意力，社会就无法克服自身的困境，从而无法调动民意，以引领社会变革与改良。

但是，解决办法却不是简单地胁迫人民消费更多的“严肃”新闻，而是推动所谓的严肃新闻媒体学会用吸引受众的方式呈现重要信息。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严肃的话题必定是，也理应是——有点乏味。此间的挑战在于超越目前的二分法：一派新闻媒体内容扎实但表达沉闷，而另一派新闻媒体哗众取宠且不负责任。

在未来，理想的新闻机构会认真担当抽丝剥茧和深入浅出的重任，惟其如此，福利补助的报道和澳洲乱伦食人的报道才会（几乎）同样引人入胜。

曼城发生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市中心遭遇抢劫者破坏。打劫者中年龄最小的仅为九岁。数百名年轻人和“野”孩子拥上大街，打砸玻璃，偷盗衣物、手机和珠宝。商店与垃圾筒被焚。警察疲于奔命，在全城猫捉老鼠般追赶抢劫团伙。警方高层昨日坦承，动乱的规模使其“难以招架”，已向邻近警力发出增援请求。

《每日邮报》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国家？这里的普通人是什么模样？我们对此应该感到恐惧还是安心，骄傲还是羞耻？

首先要承认的是，我们不能单凭自己的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要了解一个国家实非易事。就算是最小的国家，其人口规模也不容小视，而一个人再好交际，有生之年也只能认识其中一小部分。此外，便于公民认识交往的大型公共场所也为数不多。我们通常不会在购物中心交新朋友，或在电影院里洞察我们的同类。这在过去兴许还容易些。例如在古代雅典，由于气候宜人、市中心小而聚气，又拥有民主交际的文化（至少对部分市民而言），那里的居民总有层出不穷的机会去体验社会的脉动。但今天的我们却没这个福分。我们的城市太大，天气太多变，民主制度太迂回，而且住家又太分散。

因此，我们只能用间接的方式，依靠想象而非实际体验来形成对社会的印象，并且还需要借助两种工具的大力帮助。

第一种工具是建筑。一个国家的街道、房屋、办公楼和公园的外观，共同表现了当年设计这些建筑、如今栖身这些建筑的人的精神肖像。

如果想要了解现代荷兰的性格，并且恰好在阿姆斯特丹的东码头溜达，你也许可以单就建筑得出结论，认为荷兰人是个有前瞻力、好玩乐、爱和平、重家庭的民族，你可能会想去深入认识荷兰人，觉得他们的存在似乎让人感到希望和安心。

再来比较下另一群建筑——位于伦敦北伍尔维奇的栈桥水岸改造项目。在这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沾满水锈、到处开裂的混凝土烂尾楼，让人感到四面楚歌，仿佛若想在这里解决争论，最佳方式莫过于叫嚣和暴力。欢笑和纯真似乎在此显得违和。

当然，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遵循这些建筑的提示。也许我们会在阿姆斯特丹的码头感觉愤怒沮丧，而在栈桥水岸感觉唯我独尊，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罢了。

第二种让我们了解他人性格的工具，当然就是新闻。是新闻让我们得以认识生活中没有机会认识的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新闻中的报道和评论，对自己所生活的国家形成特定的印象。

“其他人”带给我们的反差想象：阿姆斯特丹码头（上），伦敦码头（下）

因此，当我们追随每日新闻时，一定会从中了解到，最黑暗的事实或许就发生在身边：

母亲疑似将四岁小儿活活饿死

卖淫集团受害者企图报警遭到恐吓，团伙以割脸并将其婴儿斩首相威胁

男子将妻子锁在地下室并用狗链鞭打

五十一岁女信徒使用防冻剂杀死恨之入骨的丈夫和蛆虫不如的儿子，继而再毒死其失业的女儿

工厂工人在采摘水果时性侵两名十三岁少女

飞行员因感觉被羞辱，痛殴富婆妻子致死

由于医生之间“灾难性地”缺乏沟通，幼童因失血过多丧命医院

男子试图用砍肉刀剁下前女友双手

《每日邮报》

这些报道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更严重。每天会有数百万读者看到这样的消息，对他们来说，这类新闻比大多数小说和某些朋友来得更有趣。在我们的大脑还没打算开门迎客之前，新闻就溜进来涂抹我们对陌生人的看法。读完这样的报道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会因此变得悲观：

英国经济面临三重灾难

我们会因此害怕坐出租车：

强奸案法官警告，女性乘坐出租车欠安全

也害怕乘火车：

流浪汉在月台推挤八十四岁老妪致死

还会担心生病：

“史上最致命”的新型流感病毒杀死三分之一感染者

但是更害怕上医院：

三十九岁病人因八小时缺水且“无人问津”而丧命

我们会渴望青春再现：

女歌手麦莉·赛勒斯身穿白色紧身热裤、脚蹬黑色长靴，热辣现身晨间电视节目

却不免失去了对纯真的信心：

教师向十六岁学生提供大麻并与之发生八次性关系

我们开始担心自己的身材：

女星科洛·塞维妮着字母短裤秀长腿出席《女子监狱》首映

并且也知道垂老时，人们将怎样评判我们：

梅格·瑞恩的脸到底怎么了？

我们还在担心鸟的问题：

死鸟惊现袋装生菜；令顾客大惊失色

以及昆虫：

妇女在袋装蔬菜里发现活生生的巨型埃及蚂蚱

我们因此痛恨政客：

欧盟领导人坚称布鲁塞尔预算已无节省空间，却在午宴时狂饮一百二十英镑一瓶的红酒

但是对普通人也没抱什么希望：

坐轮椅的五十九岁平权顾问因企图在旅店性侵五岁女童及其母亲而被判入狱

我们因此对男人抱有恐惧：

男子在与女友争吵后狂甩十一月龄儿子并将其摔地致死

但对女人也同样害怕：

四十三岁的母亲因与女儿的十四岁男友通奸被捕

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多么平淡：

超模凯特·莫斯、“黑珍珠”纳奥米·坎贝尔与格蕾丝·琼斯在众星云集的画廊庆典后狂欢至凌晨五点

且自己的爱情也乏善可陈：

就像蜜月永不结束：凯拉·奈特莉与丈夫深情相拥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对人类感到绝望：

七岁苏瑞·克鲁斯推出个人时装品牌

《每日邮报》

要是问，为什么新闻要告诉我们这些事，弄得我们抓狂不已，新闻会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告知“真相”乃新闻责任所在。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可不是新闻可以决定的。这些报道都非凭空捏造：确有父亲杀死十一个月大的儿子；坐轮椅的平权顾问确实试图在旅店与五岁女童以及母亲发生关系。让公众远离这些严肃的基本现象，就是新闻的失职。记者必须坦诚和冷静地分享这个国家的真相，就像医生向病人告知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就围绕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都会有各种相互矛盾的证据。有些恋童癖杀手会很活跃，但同时也会有千万民众反对虐待儿童。有些人会将砍刀挥向不忠的伴侣，但大多数人遇此，不过是眼泪汪汪地得过且过。有些居民会被经济困境击垮，但也有很多人在捉襟见肘时仍然保持乐观。有些人会在大街上发泄，打砸商店橱窗抢夺烈酒，但大多数人更喜爱在花园里修剪枝条，或在厨房里打扫卫生。少数人会香车华服夜夜笙歌，但更多人懂得淡然享受平凡生活的趣味、尊严和自由。年老色衰固然令人不安，但是要展示自己的才华、博取他人的赏识，也并非只有秀大腿一条路。

奇怪的是，生活中比较光明的一面却从未能跻身新闻。有太多的新闻标题虽然真实无虚，却绝无可能获得发表：

八十七岁祖母在十五岁路人的帮助下登上火车站三层楼梯

教师克制住对年轻学生的情感

男子经过短暂反省放弃杀妻冲动

六千五百万国民安度整日，既未杀人也未打人

所谓的“真相”还有许多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当谈及一个国家时，我们无法认为每天只有一例事件发生，以为只要新闻机构态度坚定，就定能将事实真相捉拿。新闻也许会自诩为真相的权威，也许会声称找到了正在发生事件的真实答案——尽管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有答案。就记录现实而言，这种包罗万象的本事也并非新闻所具备。新闻所做的，不过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将某些报道置于聚光灯下，而将另一些报道淡出视线，从而塑造出选择性的事实。

此间凝聚了一股巨大且未被察觉的力量：拼凑一国公民对彼此印象的能力；操纵我们对“他人”看法的能力；在我们的想象中塑造一个国家的能力。

这种力量极其强大，因为新闻部署的选题终究会产生强大的自决影响。如果新闻日复一日地告知我们，周遭众多同胞都疯狂且暴力，则我们每次外出时肯定会觉得心惊胆战。如果新闻潜移默化地给我们洗脑，灌输金钱和地位的重要性超越一切，则我们就会对平凡生活感到羞耻。如果新闻暗示所有政客都满嘴谎言，我们就会默默地舍弃理想和纯真，并对政客的每一项计划和声明都嗤之以鼻。如果我们被告知经济状况是人生成就的最高指标，而萧条至少会延续十年，那我们恐怕就再也无法打起精神面对现实。

在对周遭的四面楚歌感到绝望之前，我们应该记得，新闻到头来不过是针对眼下事件的一面之词，既不多，也不少。

我们的国家并不只有一双被砍断的手掌，一个被分尸的祖母，三个死于地下室的女孩，一位陷入绯闻的部长，数以万亿计的债务，火车站的双人自杀，海滨公路的五车致命追尾。

我们的国家也是此刻教堂尖顶那朵无人问津的浮云，拿着注射器温柔贴近病人胳膊的医生，灌木篱笆下的肥胖田鼠，敲打白煮蛋壳的孩子和一旁满眼慈爱的母亲，胆大心细巡视海岸线的核潜艇，研制出首个新型引擎样本的工厂，以及虽遭百般挑衅却仍能保持克制和宽容的伴侣。(www.xing528.com)

这些同样也是现实。新闻中展示给我们的国家，并非全然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国家。

为什么新闻机构如此关注黑暗面？为什么在传递消息时，要严苛如斯，希望如渺？也许新闻机构觉得，大众的骨子里有点太过天真，坐井观天又沾沾自喜，所以迫切需要得到负面现实的教育，以校准他们对别人的期望，并尽可能采取防御措施。这项假定是，倘若没有新闻提供负面真相，国家可能就会陷入粉饰太平、夜郎自大的危境。

姑且不谈背后的逻辑，这个论点至少就新闻机构应该如何策划新闻内容提出了建议。面对无数可供报道的素材，新闻机构拣选的事件，应该响应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什么是国家在当下最需要聆听以取长补短的声音？这应该是拣选新闻素材时的决定因素。

今天的新闻机构对这种逻辑并不陌生。令人困惑的部分，是新闻机构对国家需求的判断。大多数国家其实并未对其境况过于乐观、自信或希望饱满，而是恰恰怀有相反的态度。媒体的报道虽然隐含了对国家问题的诊断，但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却并非媒体目前所暗示的那些。夸大的恐惧、焦虑和忧郁，让许多国家断送了自己的机会。对于自身连篇累牍的问题，这些国家心知肚明，但又觉得无能为力、无法化解。面对经济衰退、关系破裂、问题少年、身份焦虑、身体衰弱和经济毁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些国家并不明了。

新闻在此间背负着一项任务：不仅需要把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告诉我们，偶尔也需要培育和引导自豪、坚毅的情绪和燃起希望的能力。引起国家衰落的不只是过度乐观，媒体所造成的临床抑郁症亦是成因之一。

建筑可以充当有用的实例，告诉我们：其实偶尔展现正面能量，也有其正当作用。承担设计2012年伦敦奥运会自行车馆（距离北伍尔维奇不足一英里）的团队，虽然对英国的很多问题深有体会，如阶级差异、经济不平等、教育缺陷和住房短缺、离婚率攀升和礼仪道德退化，但从事这项设计时，他们决定暂且不去纠结上述问题。

相反，他们选择设计的建筑物充分表现出谦恭有礼、现代化、阶级和谐、自然交融。他们希望通过这座用玻璃、钢铁和北美红雪松建成的自行车馆，让上述特质在全国上下得到更彻底的彰显。整幢建筑堪比一篇溢美之词，称颂英国拥有这些令人称羡的特质，尽管实际上，这些特质在英国不过是处于萌芽或隐约的状态。

我们习惯于将溢美之词视为感情用事或危险的信号，认为这是对事实的背离。但是，这种看法其实低估了现实的可塑性。一个小孩如果因为初次的善举（例如与邻居小孩分享玩具）而得到表扬，并被赞可爱，那么他会因此受到引领，超越之前实际上是偶尔为之的举动，继而真正地成长为被赞扬的那种人。

建筑诚然如此，新闻异曲同工。除了惯常于聚焦灾难和邪恶之外，新闻在某些时候也应发挥另一项重要功能——提炼与浓缩些微希望，以帮助国家在艰难中披荆斩棘、开创未来。在揭露社会恶行、攻击现存缺陷的同时，新闻也不应忘记：构建美好、宽容和健全的社会愿景也同样重要，惟其如此，才能唤出人们为之奉献的意愿。

这或许（也）是英国的“其他人”所期盼成为的模样：奥运会自行车室内赛车场的示意图，伦敦，2012年

陨石伤及数百人引起恐慌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非典型肺炎恐将蔓延

《悉尼先驱晨报》

办公室座椅可能令人丧命

《商业周刊》

电子书对儿童有害

《卫报》

政治前景乱象丛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议会犯下不可原谅的拙劣错误

《每日电讯报》

我们花在新闻上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产生两种情绪，其一是恐惧，其二是愤怒。

新闻明确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太多耸人听闻的事件，包括天外来客、突变病毒，甚至也可能涉及办公室家具和新型科技。针对这些及其他各种灾祸，新闻引导我们采取一种杂糅了畏惧、惶恐和脆弱的特殊姿态。在人类面对的种种困难面前，新闻认定我们安然存活的概率极其微茫，但如果养成紧跟新闻标题的习惯，概率或许能稍高一些。

在煽风点火营造恐惧之时，新闻残酷地利用了大众不善透视事件的弱点。

在视觉艺术中，掌握透视意味着能够准确把握不同事物间的真实空间关系。远处的东西看起来遥远、微小，近处的东西看起来贴近、庞大。学会如何在画布上表达正确的透视关系，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在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这项工作也同样困难。

包括汉普郡沃林顿在内的英国多处成为灾区，导致司机被困道路，汽车浸水，还有一辆露营车被水冲走。

《每日电讯报》

应用到新闻中，拥有穿透视角涉及比较的能力，也即将当前看似创伤的事件与整个人类史的经验进行比较，从而确认，为之分配多少注意力和恐惧心才公允合理。

一旦拥有透视意识，我们马上就能领会到，与新闻所示意的恰恰相反，天下万物几乎没什么有十足新意，只有少数真正称奇，而绝对恐怖的则屈指可数。革命不代表历史的终结，只会以种种琐碎和复杂的方式改变许多事物。经济指标虽然相当严峻，但在过去一百年里也出现过很多次类似的衰退，就算出现预测的最差景况，也只不过表明生活水平倒退至几十年前，而那时的日子不是也照样在过？严重的禽流感也许会暂时打乱国际旅行并让现有药物失灵，但是研究实验室终将破解病毒并加以遏制。洪水看起来破坏严重，但终究只有小部分人受灾，且很快就会消退。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彻底了解癌症和心脏病的各种成因，但长生不老从来不是凡人所能追求。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六百年后，一切都几乎回归正常。

淡定与否终究取决于我们的期望高低：如果我们接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幸好人生路漫漫），多数人既非大善也非大恶（我们自己也在其中），人类社会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却还是挺了过来），如果我们能让这些昭然若揭但却闪烁不定的想法在内心生根，则恐慌就没那么容易将我们降服。

但是，如果这种恬淡寡欲的做派在新闻面前遭到冷遇，我们也不必觉得奇怪，因为凸显人类的脆弱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新闻天生就急需让读者时时感觉焦虑、惊骇和烦恼，但是，尽力保持坚毅的韧性，却是我们更大的责任。

当新闻未在实施恐吓时，它多半正忙于激怒大众。互联网新闻帖下的留言功能，揭开了普罗大众心中不可思议的愤怒。从留言来评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似乎都处于全然暴怒中：

评论

焦虑的公民　　2小时前

神马时候我们才能脱离这令人厌倦的循环！！！！！！！！！

花鸡　　2小时前

当下正存在危机，但问题是政客们没有办法化解。为什么？因为欧盟构建的基本概念就有缺陷——而且这套体系永远也不可能行得通。我们需要一个双层架构。他们为什么不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回来谈论符合现实的预算？！

Muishkin　　4分钟前

由于小编认为该评论违反语言规范，评论已被删除。

BBC

可以察觉到，在这些愤怒背后，潜藏着一种令人动容的信念，认为世界上的问题基本都有解法，之所以未能以足够敏捷或坚定的方式予以处理，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统治者都是恶棍和白痴——每一天都有新鲜证据证明这一点。评论中也有洞见，只是被掌握在错误的人手里。这正是新闻的核心矛盾所在：新闻给予我们工具，让我们就直接影响自身生活的重要决定形成自己的观点；新闻邀请我们置身于会议桌前和议会大厦，引介我们认识其中的关键角色。但是接下来呈现给我们的，就只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拖延、怪异的妥协和令人抓狂的回避。这种感觉就好像每天让我们隔着玻璃看着好友溺水，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新闻最拿手的本事就是不断用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和改良逗弄我们，将某些政客神化为远见家，信誓旦旦地看好他们在任内数月彻底改造国家的能力。新闻急不可耐地等待央行新行长的履新，认为资本主义蛰伏的冬天可望从此结束。新闻带领我们去旁听会议，鼓励大家相信与会代表可能在三天的商讨之后，一举解决地球上关于经济、非洲贫困或大气变暖等重要议题。

然后，一切轰然倒塌。众望所归的政客被证明是个蠢蛋，随即因为浅薄与自满被赶下台；央行行长认为债市表现堪忧，因此形势仍将趋紧；伟大的会议在琐碎的口角中陷入僵局，个别代表甚至被爆在酒店账单上做手脚。

看到这里，如果我们禁不住要用上不了台面的语言在这些新闻帖下留评论，这多半也是因为新闻从来都不愿意为读者解读围绕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的原因。最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通常仅仅因为当事人愚不可及就被忽略。我们的诘问开始由不耐烦变得怒气冲冲，质疑道：“这些人为什么就不……”用不着朝着宿命和恭顺的方向走多远，我们就应该立即对这个理直气壮的问题产生怀疑。这不该只是一句带有修辞色彩的盘问，还应该引来一系列严肃的答案。新闻很少提及：为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么困难？为什么掌握强大权势和资源的人物或机构无法一举解决难题？新闻从不引导我们进入思考的细微处，去关注那些让决定变得“艰难”的真正原因，只会让我们在积聚的愤怒中认定：怠惰、愚蠢和怨恨是目前所有问题的成因——并且能够借由几个睿智机灵的人（也许包括记者本身）三下五除二地解决。

倘若能为我们揭开事件各方都竭力回避的内幕，让我们得以窥探各中奥妙；倘若能提醒我们所谓的解决方案有可能引起另一波问题；倘若能让我们感知会议桌上的火药味、议题中极为艰难的选择，以及（至少在某些案例中）许多与会者的基本善意；倘若我们能就艰难决定何以变得艰难得到循循善诱的分析，我们的愤怒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平息。

虽然愤怒貌似是对某种境况的悲观反应，就根源而言却是抱有希望的征兆——希望世界能够变得比目前更好。一个男人如果每次丢了家门钥匙就高声咒骂，他其实是在表达一个美好但却轻率的信念，认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钥匙永远都不会遗失。一名妇女如果每次看到政客打破竞选承诺就生气恼怒，所流露的其实是她的乌托邦式信念，认为竞选这种事不存在欺骗的危险。

新闻不应该排除愤怒的回应，但应该帮助我们愤怒得有正确理由、有妥当分寸、有始也有终，并且成为具有建设性的构件。

上述情形若是无法达成，则新闻应该带领我们为人性的扭曲而哀悼，并且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接受人生的种种困境：出于一系列愚蠢可笑但无能为力的原因，我们既有想象完美的能力，又有无法实现的苦衷，这之间的困境就需要新闻来调和。

而现在，新闻却拒绝就某些问题给出能让我们平和的回应，因为一旦给了这样的回应，就证明这些问题其实也很平常，且基本上（而非例外地）就是不完美的人类无法回避的状态。由于被愤怒带来的兴奋和商业利益所绑架，新闻残酷地抛弃了其慰藉的使命。

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恰是几乎任何新闻机构都不敢承认的，因为一旦说破，其半数的推测和失望就会即刻失去生存空间，那就是：在政治的某些关键领域，任何个人或党派都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不单是这个傻瓜或那群白痴，任何人都不可能以新闻圈满意的节奏改变事务，并且对于某些问题，所谓“解决办法”的实现，都需假以上百年乃至更久的变化积累，而不是凭借一位救世主的降临、一场国际会议的召开，或一场速战就能实现。

当乐观心态遭遇挫败时，新闻以幻灭的方式承载着启蒙运动的余波。新闻拒绝接受人性的现实，让我们的希望不断击碎在同一片浅滩上；新闻扮出一副天真无邪的姿态迎接每个早晨，却又在夜幕降临时如大梦初醒般对我们的处境报以怨愤。新闻设想了一个潜在的完美世界——永远距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却总是在政治进程的脚步中诡异地滑脱。新闻从不肯帮我们承认：就很多方面而言，我们本就是无可救药的物种，这并非偶然，而是根本如此。并且在关键时刻，放弃歇斯底里的愤怒，保持安静深沉的忧郁，才是睿智的做法。

国会议员埃里克·伊尔斯利以欺骗手段虚报一万四千英镑公款，认罪后面临入狱。该款项被用于其在伦敦南部肯宁顿伦弗鲁路第二寓所的市政税、电话费、服务维修费以及保险与修缮。

《每日电讯》

新闻业中某些最伟大的胜利来自对权势人物的曝光。由此落马乃至入狱的新闻主角不在少数。

想到单凭图片和文字便可促成大人物辞职或坐牢，新闻记者们兴奋不已，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水门事件至今仍然是其职业的核心灵感和指路航标。

当新闻记者被问到其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们一般都会特别强调：“对权力展开问责”乃其天职。

新闻记者会说，对权力人物必须加以问责，因为他们极有可能触犯国家法律，并以为自己能逃脱法网。于是他们偷盗财产，隐瞒未完税收入，行贿以规避法律，触犯用工规定和环境法规，对弱势群体进行恐吓和性侵。

根据这种论断，新闻业从根本上乃是警力的分支，以及税务机关和各种消费者团体的代表。新闻率先揭发罪行，继而协助检举违法乱纪实例，从而保护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

世界变得更安全：英国政客埃里克·伊尔斯利在媒体介入其公款报销后，被判入狱一年。这正是水门事件典范的实例。

当新闻调查将某个权力人物从家中抓捕归案，那高潮一刻足以构成一幅令人沉醉的场景。警方与新闻机构步调一致，在清晨展开行动，违法分子身披睡衣、嘴含吐司或麦片的惊恐样子被摄入镜头。有时候背景里还会出现哭喊的配偶或孩子。

借助新闻报道，我们得以成为类此事件的证人，并缓和了心中一系列的情绪问题，包括不公平感、耻辱感，并得出一个基本的想法，认为世界决不能再交由能力低下、品行恶劣者掌控。

当罪犯被押入警车后座驶离时，新闻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希望，认为自身生活和社会上种种痼疾的源头如今已被昭示天下，并且安然去除。

虽说确有很多权力人物由于新闻报道而落马，但发达国家的许多最重要的顽疾，却不会因为恶人被抓而斩草除根。如果真切审视这些国家最大的挑战，就会发现：困境和难处不仅在于顶层的违法乱纪或合同欺诈，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举例而言，在这些国家里，要找个环境良好，且经济上可承受的社区安家，常常是难上加难，但这似乎又并非某个恶人的“过错”。太多的工作薪水微薄、乏味枯燥、地位低下，老板和经理不近人情，但这些问题好像又够不上丑闻报道的素材。很多商业产品其实都品位低俗、浪费资源、过度包装，且非必需，但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能够指名道姓的元凶并加以指控，也同样困难。

某个问题人物的落马，可以在一时给大众带来深深的满足，但是其激发的希望却很有可能是种误导。就算最后一个贪腐的财阀或一手遮天的高官也落入法网，每个国家仍会有一堆让人头疼的烂事。如果我们继续沿袭水门事件风格的新闻调查，只按照这种思路抓坏人，便有可能会错过许多隐蔽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将无法深入探究虽然不是个人造成，但更具系统性、毒性不相上下的整体性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像消极进攻与家庭暴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和价值观不动声色、不触法律，却能把生活摧垮，真可谓毁物细无声。

有些开发商虽然没偷没抢没犯法，却把千万人圈进了毫无尊严的居住环境，但按照新闻目前的结构，这种危害是不予关注的。对于那些微妙腐蚀着公共生活尊严和智慧的商业广告，就算是最关切欺诈问题的勤勉记者，也很难揪出负有刑事责任的任何个人；也没法因为礼仪的倒退，或两性之间日益缺乏尊重，而找到可以抓捕的对象。

如果构思得当，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应该怀有包罗万象的兴趣，从各种对群体和个人生活造成影响的元素入手，将心理健康、建筑物、闲暇时光、家庭结构、感情关系、商业管理风格、教育课程和阶级体系纳入调查范围，因为这些领域对生活的影响，并不亚于立法机构里的各种活动。

在新闻的鼓励下，我们可能会把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权贵的犯罪，但是，揪出个别害群之马虽然确有作用，另一项任务其实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引导注意力投向表面平淡无趣，实则更为严重和隐匿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制度缺陷。

然而，明辨社会痼疾需要相当高超的智力，再加上我们内心存在一种几近唯美的渴望，企图能找到一小撮人，以便将生活中的种种邪恶悉数归咎于他们，因此就可能会造成众所周知的“失态新闻”这种用逃避现实来替代真正调查的新闻方式。

所谓新闻失态是指当权人物因一时疏忽而说漏嘴或做错事，虽然（正如众所皆知）该言行并不代表其成熟的观点，但新闻却揪住不放、死缠烂打，坚持认为失态言行背后必然隐藏着见不得人的真相。

在失态新闻的背后，映射的是新闻记者技穷之下的愤怒：他们知道国家当下问题严重，但却缺乏接近当权者的渠道，或缺乏应对官僚主义的耐心，导致其无法精准地指向问题的症结所在。

失态言行之所以被新闻揪住不放，倒并非因为所有人都真心认为曝光此等言行会带来更好的政策或更廉洁的政府。失态报道不过是给那些已经才思枯竭，又改变无力的新闻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报复的契机。

那么面对恶人，新闻又该如何处理呢？当前的做法是将其中最恶劣的那些移交警方。不过，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的恶人，处理方法还是依赖新闻自身的独特利器：羞辱。对于讽刺报道、突袭采访、暗中偷拍和通讯泄密，新闻始终抱有高度热情。有软肋的人物必须先被卷入新闻事件，然后他们就自然会受到众多道德卫士的审判。此处隐含的规则是，通过毁坏名誉和公开谴责的方式，社会有望获得改造。

但是，耻辱果真是人类改造过程中最有用的利器吗？人果然会因为遭到贬损而变得更好吗？恐惧果真能起到教育作用吗？

所有关于坏人坏事的报道，似乎都秘而不宣地绕开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本应支撑所有关于妖孽行径的报道，即：用新闻促进国家繁荣的志向。这些报道只顾围攻猎物，对公共生活的演化毫无兴趣：改善会计规范、婚姻制度、高等院校、移民法规或税务体系根本没有纳入其考虑范围，新闻不过是在邀请我们一同取乐而已。

新闻将自己的目标界定为特定权力的监督者，这种态度太过谦虚也太过小气。这样的定义有害地局限了新闻在社会中的自我概念和担当角色。新闻不只是警察局或税务机关的左膀右臂，还是（或应该是）一个流亡政府，负责调研国民生活的各项议题，并着眼于抛出建设性方案。

揭露错误并予以公开的唯一正当目的，是控制错误的泛滥。面对贪腐、愚蠢和庸碌，新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以揭人短处为乐的做法，而是应该探寻如何为未来进行能力建设。不管撂倒大人物本身有多么富有成就感和重要性，新闻调查的出发点，应该是这个约略不同并且未必重叠的目标：尽力改善现状的愿望。

三维打印方兴未艾……[这种技术]利用基于银碳纳米管制成的独特“墨水”……碳膜因其聚酯成分遇热融化，因此成为适合该项技术的原材料。由于其导电性包括压电电阻，该材料具备高度实用性。

《经济学人》

新闻最高贵的许诺，是宣称自己能够消弭无知、克服偏见，并提升个人与国家的智力水平。

然而在某些领域，新闻却不时遭到恰恰相反的诟病，认为新闻让人变得愚蠢。其中最不依不饶提出指控的一人，乃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福楼拜所属的时代，亲历了报纸海量发行的崛起。在他的童年，新闻借助谣言或劣质的单面印刷传单在人群中随意传播，而到了他三十几岁的年纪，随着蒸汽印刷的发明、铁路的修建，以及新闻审查法的放松，共同造就了资本充裕、声音权威的报纸大量面世，这就是目前整个法国总计数百万读者群体的缘起。

在福楼拜看来，这些报纸对其同胞的智力和好奇心所产生的影响甚为惊骇。他相信这些报纸正在将一种新型的愚蠢——他将其命名为“la bêtise”——传播到法兰西的每个角落，其白痴程度远较其所取代的简单无知更为糟糕，因为这种愚蠢是以知识为基础，而不只是被动填补认知空白。在福楼拜眼里，新闻污染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现在只有全文盲和未受教育的法国人才有机会保持正确思考的能力。“四分之三的法国中产阶级比农民更无知，因为中产阶级永远都在为报纸中读到的事情自寻烦恼，围绕着这份报纸或那份报纸的言论，整日像根风向标似的转个不停。”

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书中，药剂师赫麦这个最讨人嫌的角色，一出场就是个狂热的新闻读者。赫麦每天都专门拨出一小时来研究“报纸”（le journal，福楼拜在全书中对该字做了斜体字处理，以揶揄大众对它所抱有的宗教般的敬畏），到了晚上，赫麦就前往一间名叫金狮饭店的客栈，和聚集在那里的当地布尔乔亚们谈论时事。“之后，他们的话题转向‘报纸’（the newspaper）里的消息。到了这个时候，赫麦对报纸内容已经烂熟于心，完全可以从头到尾侃侃而谈地叙述，包括社评以及许多发生在全法国和全世界的灾难事件。”

福楼拜之所以憎恨报纸，是因为他认定报纸怂恿着读者将思考的任务假手他人，但任何诚信的人都永远不会认同这样的做法。新闻媒体含蓄地表示，读者如今不必对重要事务自行组织复杂而睿智的观点，而是可以将此任务放心地交给新闻从业人员，读者的脑袋可以舍弃自己的见识、探问和沉思，全然委身于《费加罗报》及其他报纸精心炮制的结论。

毫无悬念，一个对陈词滥调和从众心态如此敏感的作家，会对大规模发行背后钳制独立思考的桎梏产生愤怒，会对铲除各种特殊立场及个人见解、推行大一统的文化观点产生愤怒。此间的同质化力量有种危险因素，恐将所有精神生活中富有生产力的独特思想统统捕杀，并将丰富多彩、手工耕作的心灵菜园变成机械化耕作的无趣农场。

19世纪70年代期间，福楼拜开始撰写记录，把他眼里最愚蠢但却受到现代世界推崇，尤其是报纸推崇的思考模式记录下来。在他去世后，以《庸见词典》为名出版。这本陈词滥调集按照主题分类，被作者描述为“关于人类愚蠢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 la bêtise humaine）。这里随手摘几条记录：

预算：永远不会平衡

天主教：对艺术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基督教：解放了奴隶

十字军：推动威尼斯的贸易

钻石：不过就是煤炭，要是我们碰见一颗天然状态的钻石，我们都懒得弯腰捡起！

运动：预防所有疾病。推荐榜上永远有这条。

摄影：将会淘汰绘画。

值得一提的是，《庸见词典》中有许多陈词滥调触及了复杂的学科，如神学、科学、政治，但是开篇后却不甚了了：这些“庸见”结合了罕见奇特或错综复杂的事实与顽固狭隘的思想。福楼拜暗示，在过去，白痴对于钻石的碳结构一无所知。他们的浅薄可谓彻头彻尾、一目了然。可现在有了报纸，一个人在缺乏想象力、缺乏创造力、头脑平庸的同时，也可能拥有许多见闻。现代白痴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过去只有天才知晓的事务，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其白痴的本质——而人类在过去的时代从来无需烦恼这种令人沮丧的组合。在福楼拜看来，新闻武装了愚蠢，并让傻瓜变得充满权威。

倘若福楼拜活到今天，眼见新闻机构继续将受众的观点扣进一个个高度标准化的模子，这种情形也不像是会让他稍安勿躁。

三维打印机：未来，所有东西都将是三维打印的。对光辉前景表达惊叹吧。

互联网：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读长篇小说实在艰难。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困难程度前所未有。也许不久的将来，和自己的配偶见面也得预约。

碳纤维机翼：具有神奇的弯曲性，但终有一天会导致坠机。

汉语：未来的通行语言。

新闻里时不时出现的或陈腐平庸或刚愎自用的结论，是如何将我们俘获的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闻采取了各种手段，向我们呈现出高度权威的姿态。首先，对于什么算是新闻，以及新闻依据的标准，我们并不完全领会——因此，新闻简报一向就显得生来如此，或者高度必要。而究竟为什么必要？我们既不得而知，也羞于探问。我们忘记了，在进行“报道”选题时，背后原是高度偶然的人为因素。

关于新闻的制作，也始终遮掩着一层忸怩的面纱。比如，在录下首相说的那句“对于前天的新闻发布会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之前，政治记者也许要站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楼入口处的栅栏背后，在雨中苦等三个小时；或者，我们嚼着午餐三明治、随意浏览的马里局势，可能是北非记者不眠不休二十二小时追踪叛乱者的成果；又或者，为了让我们对某女星身着的新款风衣先睹为快，摄影记者也许得在贝弗利山庄的某间咖啡馆门口虚掷漫长的时光。

新闻机构无意让我们知道，甚至根本不想让我们察觉：在科罗拉多或芬兰北部的数据中心，那些延绵半公里、用肮脏的煤炭和天然气做燃料的巨大黑色服务器。在我们面对轻薄闪亮的屏幕时，这些黑暗现实是不该被触及的。

虽然新闻在其标题下流露着不容置疑的客观气息，但俘获我们的这些报道却并非一群天使经过合议、由超自然力量决定的结果，而是一群通常疲惫不堪且肩负重压的编辑，在转角办公室召开的选题会上，匆匆就着咖啡和麦芬，努力拼凑成的貌似合理的报道清单。这些报道的标题并非事件的最终陈述，不过是一群凡人凭着直觉在判定新闻价值。编辑和我们一样带有偏见、错误和软肋，而拣选对象则是每天发生在人类身上、数以亿万计的事件。

头版头条的位置，究竟是给一场非洲的战争，还是某品牌的新鞋发布会；是给一头逃逸的老虎，还是一组通胀数字；是给白富美女生强奸案，还是给流浪黑人断头案；是给矿业公司股价崩盘，还是给某稚童的牙牙学语，其背后所依照的等级法则，隐含了社会中最奇特也最隐秘的偏见。

虽然各家新闻媒体花费大量口舌宣传其原创性与独立精神，对于新闻产生的途径，我们却应该保有某种程度的警觉，因为：在“今天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各家媒体几乎总是高度一致。

媒体品牌也会给单篇的新闻报道罩上影响力。我们或许会对饭桌上随意听到的某些观点加以质疑，但如果这项观点出现在某媒体名下，就会立即获得一种近乎魔幻的力量。

一篇为开战辩护的文章，如果是以新哥特字体出现在《纽约时报》，我们对其公正性的质问，就会变得稍许（但却是决定性的）模糊。又或是一篇声援总统预算的评论，如果是以芬威字体见诸《世界报》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专栏，我们对其逻辑性的探查，也会变得语焉不详。

品牌本身就阻拦了我们对其内里的怀疑和挑剔。

虽然各家新闻媒体都以各自特色为标榜，但是翻检各个版面，在若干领域最终提出的问题，其实都局限于极度狭窄的范围。

在教育领域，编写关于班级规模、教师酬劳、国际竞赛排名、私立机构与公立机构的职能平衡的报道，似乎是“标准”做法。但要是我们问起课程大纲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确实赋予了学生们追求美好生活所至为关键的情感资源和心理资源，我们恐怕就会有些显得突兀，甚至被当成精神错乱。

而说到住房，新闻鼓励我们关注如何督促建筑公司的开发作业，如何让首次购房者轻松购房，以及如何在保护大自然与就业商业之间维持平衡。但是，新闻却好像没时间去思考某些追根溯源、听来古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如此丑陋？

而讨论经济时，我们的精力则被引向去琢磨税收的恰当水平，以及如何最有效对抗通胀。但是主流媒体却从不鼓励我们去思考比较古怪和出位的问题，比如劳动的目的、正义的本质和市场的正确职能。

新闻报道倾向于将事件按照特定的模子框定，以削弱我们从其他角度进行深层想象的意愿甚至能力。新闻借助其威吓的力量使人神经麻木，尽管没有人在特别追求这样的结果，但许多萌芽中的但却可能更重要的想法，却就此灰飞烟灭。

引起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金钱。由于新闻机构有营利需求，因此对于不可能快速赢得大量读者欢心的观点，新闻机构没有推进的条件。一名艺术家只要有五十个购买作品的客户，就可以过上体面生活；一名作家有五万名读者，日子也可以过得去，但是一家新闻机构的受众如果少于两千万人，恐怕连支付账单都成问题。

鉴于大千世界的规模和复杂性，任何人都无法单枪匹马探究世界的所有问题。新闻机构最多也只能提供七拼八凑，且时常谬误的地图，而个中真相永远都在千变万化，让人难以捉摸。

因此，我们也应该像福楼拜一样，在遭逢那些意见似乎稍显过于统一的观点时，在头脑中敲一敲警钟。我们应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警惕那些藏匿在最漂亮的字体中、最权威可信的标题下，却也许是最彻头彻尾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