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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18世纪达高峰,唯三藏书家得此殊荣

时间:2023-10-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许多藏书楼把抄本视为珍宝。天一阁的藏书规模到18世纪末达到高峰。除范氏而外,只有三位藏书家得到这样的殊荣。季振宜也是江南大藏书家之一,他的许多藏书都是从钱曾藏书楼购置的副本。1658年朱彝尊在浙江嘉兴收集到相当数量的私人藏书。

天一阁18世纪达高峰,唯三藏书家得此殊荣

藏书家是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之一。他们收藏、出版史料,向有关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在17、18世纪兴起的图书收藏热中,藏(13) 书家和实证研究关系十分密切。没有这些藏书,文献考证家就无法获得研究必需的材料。江南图书楼的长足发展、雕刻善本翻刻业的进步,使学术交流更为便利,还为之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14)

例如,胡应麟利用父亲为官之便满足自己对图书的偏好。他的藏书主要来自北京、苏州、杭州的书商。他善于从一般或伪造的版本中识别善本,因而在晚明图书市场上如鱼得水。他还利用自己的藏书从事文献考证。他通过研读自己的藏书,写下大量读书笔记,成为文献考证专家。(15) 在士大夫阶层出现图书收藏热之后,明代文化遗产从多方面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铺平道路。代超温指出:有清一代是图书业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在260多年间,图书业突飞猛进,令人惊叹,把历代藏书收藏业成就加起来,都无法与之匹敌。当时,人们不仅精心保护历代图书遗产,还发扬光大。图书收藏业成为学术发展的无形动力,为知识阶层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支持。尽管出版业发达,抄本仍然是学者收集历代未出版资料及失传刻本的重要途径。(16) 许多藏书楼把抄本视为珍宝。古抄本同稿本、金石拓本一样,是清代藏书家青睐的收藏目标。许多鉴赏家热衷于翻刻刊行金石碑刻的较早拓本,允许学者观赏那些别处罕见的特殊藏书及抄本,这种抄本是考订史料的重要依据。在清代江南印刷业发展的同时,手抄文化的一些有趣特征也保存下来。(17)

一、 江、浙的图书楼

范钦(1506~1585)兴建的天一阁是明代最有名的私人藏书楼。它以收藏宋、元善本、抄本、北宋金石拓片闻名于世。天一阁的藏书规模到18世纪末达到高峰。1774年,范懋柱(1721~1780)从天一阁挑选638种珍本献予朝廷,助修《四库全书》,其中473种因有一定价值而为《四库总目提要》所著录,96种珍本则被直接收入《四库全书》。当时,范氏进献图书的数量仅次于扬州盐商马氏。乾隆皇帝得知范氏对学术的贡献后,颁赐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除范氏而外,只有三位藏书家得到这样的殊荣。(18) (详参表五)

表五 向四库馆大宗献书者统计表

  附注:这里只统计献书种数在300种以上的藏书家。

天一阁藏书目录是由一些著名考据学者编写的。清代浙东学派的奠基人黄宗羲(1610~1695)曾于1673年参观过天一阁,写过一篇散记,记述其所见所闻,还准备为其藏书编一部目录。1738年,黄氏弟子全祖望(1705~1755)登阁参观,为其编了一部金石拓本目录。汉学家钱大昕继续全祖望的工作。1787年,他访书天一阁,汇集其他拓本,编成一部内容更为丰富的天一阁金石拓本目录。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主持完成了天一阁藏书(19) 目录,全书著录4000余种、5.3万余卷藏书,但不包括钦赐《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在出版时还收录了钱大昕1808年编的金石目录,它收录了764通金石拓片。(20)

明清时期,苏州附近的常熟是图书收藏的中心。毛晋(1599~1659)是当地建树出众的收藏家和出版家。他的汲古阁素以刻印水平精湛、藏有大量宋代善本闻名于世。18、19世纪以前,它大量出版非商业性书籍。毛晋不惜巨资购买善本书,藏书量达8.4万卷。(21) 从1628年起,他开始重刊其收藏的珍本书籍。其子毛扆继续乃父的事业。汲古阁出版过600种图书,其中包括全套的十三经、十七史及《津逮秘书》。《津逮秘书》收集了140种书籍,分15辑刊行。(22)

汲古阁的刻书虽因某些书匠的漏忽而产生了许多错讹,受到人们的指责,但其刊刻的十三经、十七史还是为世称道的版本。毛氏还收藏了大量“影抄本”,他从其他藏书家手中借来宋代善本,把他们维妙维肖地摹写下来。他以“影抄本”的方式保存了许多刻本今已失传的宋元珍本及其特点,它们以宋代原刻本为依据,具有很高的价值。汲古阁版本被广泛运用于文献考证和校勘。段玉裁校勘过毛氏重刊的宋本《说文解字》,以此为底本写成了《说文解字注》,后者是清代说文研究的最重要成果(详参第五章)。史学家王鸣盛对汲古阁本《十七史》予以高度评价,以之为底本撰写《十七史商榷》。(23)

17世纪,常熟最著名的藏书家还有钱曾(1629~1699?)、季振宜(1630~?)。钱曾是著名诗人、学者钱谦益的族亲。钱谦益收藏着许多珍本图书,(24) 但均毁于1650年的火灾。钱曾接受了钱谦益图书的劫余部分,他编过图书目录。撰写过一部内容详实的目录学研究著作《读书敏求记》,该书著录了他收藏的601种宋、元刻本,对各种版本作了较准确的比较分析。这类研究是版本学的重要内容。版本学为校勘学提供了版本依据。季振宜也是江南大藏书家之一,他的许多藏书都是从钱曾藏书楼购置的副本。毛晋、毛扆也和季振宜交换善本的影抄本。季振宜后来收购了汲古阁的大部分藏书。(25)

朱彝尊(1629~1709)、黄宗羲是清初江南学者型藏书家的楷模。1658年朱彝尊在浙江嘉兴收集到相当数量的私人藏书。后来,他的家人怕他会受1660年因刊印官方禁止的明史著作而导致的文字狱的牵连,焚毁了这批藏书。1679年,朱应招参加明史修撰,并任职翰林院,此后,他得到机会,接近北京的官方藏书,开始雇请书手抄写重要史书。到1699年,他的藏书达到8万卷,成为后来编著《经义考》的主要资料来源。《经义考》是一部规模庞大的经学著述目录,著录了已佚和仍流传的经学著作。他还收集大批金石拓本,准备编辑一部金石目录。(26) (www.xing528.com)

黄宗羲寻访各地藏书家,抄录自己没有的珍本书籍,他的藏书量后来达3万余卷。他于1630~1641年访问过蓄书6万卷的南京藏书家黄虞稷,1671年到宁波天一阁访书。1666年前后,他可能利用吴之振(1640~1717)提供的资金购买了杭州赵昱(1689~1747)家藏的书籍。此外,他还看过徐乾学在苏州的藏书,称赞徐乾学为学者研读、抄录图书提供了方便。徐乾学是当时学术界的主要赞助者。张士俊也查阅过(27) 徐氏收藏的宋本《广韵》,他以此与在汲古阁发现的另一种宋版《广韵》进行对勘。张士俊的《广韵》校本成为18世纪《广韵》的通行版本(详参第五章)。(28)

卢文弨(1757~1796)发现,从明代开始,大批目录学者云集苏州。他认为,苏州之所以成为文化中心,与藏书楼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孙宗濂在苏州的藏书楼上善堂是当地文人聚会的中心,他还为藏书家预备了一本藏书指要,在书中对访书、抄书、校书、装帧、著录、保存作了详细论述。(29)

姚际恒(1647~1715?)是17世纪杭州的藏书家,他利用自己的稀世藏书从事多方面的文献考证。他的藏书范围广泛,包括书画及古代丛书。他刻意收集珍善本,这使他能够颇为自信地确定包括《尚书》部分内容在内的许多书籍的真伪。18世纪,杭州著名的藏书家还有校勘学家及教师卢文弨、文献鉴赏家孙志祖(1737~1801)、历史学者杭世骏(1696~1773)。他们穷年累日,孜孜访书,蓄集了丰富藏书。(30)

二、 18世纪的杭州藏书家

18世纪,杭州是藏书家、出版家特别向往的地方。当地藏书家们堪称各种文人群体及有助于资料交流的学术友谊的楷模。斯万(Nancy Lee Swann)详细探讨了他所谓的“互相交流的藏书家群体”,也即杭州七家藏书楼兴起的经过。这个群体为其主人及朋友服务,有六个位于杭州(31) 城内的东南角,这便于它们的主人相互往来,满足彼此交流的需要。他们没有明确正规的组织,互相借抄藏书,充实自己的藏书楼。(32)

杭州地区的藏书事业到1740~1790年间达到高潮。斯万指出,在九位向《四库全书》献书超百种的私人捐赠者中,五人来自杭州,其中三人捐书超过300种。汪宪(1721~1770)似乎是当地藏书家的中心人物,孙宗濂的藏书楼也是重要聚书中心。今文经学家杭州人龚自珍在一篇对汪氏藏书的杂忆中,描述了那些经常相聚的藏书家们的亲密友谊。他们相互访问,提供购书资金,借阅抄本,共赏图书校勘本,交流对图书赏鉴的(33) 看法,允许抄录收藏的善本。(34)

吴焯(1676~1733)、赵虞广泛利用彼此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除互换书籍外,还为彼此收藏的图书版本写序跋、题记。吴氏瓶花斋的藏书最后被卖给扬州盐商马曰琯(1688~1775)。其子吴城耗时数年恢复乃父的藏书。他考证收集到的书籍,纠正讹误,考校不同版本。(35) 赵虞也历时30年重新恢复了家藏图书。他家大部分书籍早先为黄宗羲、吕留良(1629~1683)、吴之振瓜分。赵虞之子赵一清(1710?~1764?)也是著名藏书家,他利用自己藏书校注《水经注》、《三国志》,并因此陷入极为有名的学术纠纷之中。我们将于第五章讨论这些纠纷。

19世纪之前,江南多数大藏书家都是凭借经营盐业赚取的利润起家的(如扬州马氏兄弟)。鲍廷博(1728~1814),安徽人,他家因在浙江经营盐业,已在杭州落户。汪启淑(1728~1799?)通过鲍廷博的介络,于1745年加入杭州文人聚会的社团——西湖吟社。汪氏出身于安徽一个盐商巨富之家。鲍廷博、杭世骏都是西湖吟社资深成员,该社和上述的藏书家群体的活动十分近似。

鲍廷博、汪启淑都是大藏书家,他们各向四库馆捐书400余种(详参表五)。当时全国为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400种的仅四人。汪启淑也是安徽人,他经常受到杭州其他藏书家的指责。鲍廷博曾介绍学者郁礼查阅汪氏收藏的一些孤本,遭到汪氏的拒绝,鲍廷博为此与他疏远了。当时,郁礼正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鲍廷博才把他推荐给汪启淑。(36) 允许朋友参观自己的藏书,或朋友之间互相交流是起码的礼貌,也是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

19世纪初以来,许多广东行商从鸦片交易中大获其利,有了一定的实力(如伍秉[1769~1843]、潘仕成[?~1832],开始大规模地收藏图书,当时,广东的文化发展与他们的藏书关系密切。好几部重要丛书都是利用他们的藏书编辑出版发行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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