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国诗歌文学的开篇与传承

《诗经》乃中国诗歌文学的始祖，但它的价值与影响却不仅在诗歌、文学方面，而在经学、古代学术以及历史史料方面，《诗经》亦有其特殊的价值。

《诗经》最大的价值在于开中国诗歌文学的先河。正如《史记》所云：“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经》以篇数论，“风”诗最多，以东周前后的作品为中坚。这些风诗，采来之后都配乐而歌；雅诗则本来就是合乐之歌诗，颂诗既可歌亦可舞之歌诗。可见，一部《诗经》，诗与乐息息相关。史载，这种合乐歌唱文学，在东周时盛极而行，不仅士大夫与一般民众争相仿效，而且几乎所有的庙堂祭祀，节日集会都有合乐诗歌的唱诵。及至春秋中叶，“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周代制定的采诗制度在诸侯国不复行，而诗这种歌唱文学相承既久，盛极而敝，歌辞渐以失律，乐谱渐已丧失。于是诗与乐完全脱离关系，终至于衰落。两汉之乐府诗其精神与形式直接承继《诗经》。自汉武帝扩充乐府，重视诗乐，仿效东周，采各地民歌合以乐曲，乐府诗遂大兴于东汉。而一般文人所作不合于乐曲者，衍为汉赋。乐府诗与汉赋遂成为两汉文学的二大主流。可见，从汉文学史实看，诗体的衍变亦与《诗经》大有关连。及至《古诗十九首》又开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新纪元。然细察其形式与精神，仍可见《诗经》的流韵。而晚唐之长短句兴起，乃中国唐宋词的滥觞，探其根由，词起于晚唐中下层文人，与下层民众的感情休戚相关，且因其合乐而歌。至宋而大盛文坛，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又一诗歌文学奇观，出现了诸如苏轼、柳永、辛稼轩、周邦彦等一大批填词大家和作词能手。研究词史的人一般共认，词的兴衰与合乐而歌紧密相关。在这一点上，《诗经》所开创的“诗”与“乐”相伴相成的文学局面，也可看作与后世词的兴起血脉相通。统而言之，后世文学史分词、曲等乐诗与诗、赋等诵诗，溯其源头，皆出于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可见《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殊荣。

《诗经》在五经中地位亦极高。历代经学家都特别重视。

首先，儒家圣人孔子就十分重视诗的价值。《论语·阳货》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兴观，可以群，以可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当然，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仅仅是学习《诗经》的细微末事。但在孔子时代尚无各种科普知识文献，而《诗经》中极多鸟兽草木之名，于一般读者学习一些自然常识当然很有补益。至于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则学《诗》者必须领会的。《诗经》抒情多温柔敦厚，因而可以用来陶冶性情，涵养精神。《诗经》中至情至性，刻骨铭心，故足以提升品德，增长见识。

正因为《诗经》有这种重要作用，所以孔子作如是说。孔子还认为《诗经》论情事理，体贴入微，婉曲能达；所以读《诗》若能大有心得，则世事洞察，人情练达矣。孔子列《诗》于六经之中，用以教人，其旨大约即此。(www.xing528.com)

而且，古今时代不同，思想制度均随时代变更而改变。《书》、《礼》、《易》、《春秋》中所蕴含的哲理、礼俗、政治思想等等未必尽合于当代，唯有人的情感，恒古如斯，种种情感为人人所同具，为代代所共有。至于如何领会如何抒发，则有待训练。而其法莫善于《诗》教！

《诗经》在古代学术中的地位不可忽视。从《论语》中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亦可推想，在实务中言语重于文字的古代，《诗》在人们日常言谈论理，出使四方时所起的巨大修辞作用。

《诗经》在古代历史史料学方面亦有很大价值。

“六经皆史”为许多经学家信。《诗》本来是文学而非史书，但于其中大到可以读到古代社会历史的印痕与重大活动，诸如《皇矣》、《大明》等篇章；小到可以了解农村生活详情，诸如《生民》、《七月》；可以看到婚姻之风俗，诸如《桃夭》、《氓》；可以察之社会经济之情形，诸如《载芟》、《良积》等等，诸如此类，皆是研究古代社会特别是先秦历史状况所可采集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