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视域下的农民工报道变革

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并未重视，也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群体来对待，而只是把他们当做离开农村放弃土地的流动人口。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进行行政干预，宗旨是控制其在较小规模内有序流动，避免对正常城乡秩序造成较大冲击，因而，这期间农民工的身份和地位均没有得到明确和肯定，导致农民工在十多年内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而相关政策也在控制与放松之间摇摆不定。

由于国家对这个群体的忽视，尤其是农民工身份和地位的暧昧，80年代初期的中国传媒对农民工的相关报道很少，往往是国家有新的管理办法或政策出台，媒体就相应配合开展一些报道。例如，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就业。1982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农民工议题的报道：《干部带头清退自己安排的亲友 安徽十万多农民工返乡务农 城乡配合做好思想工作，解决农民工回乡后的困难》（张春生，周郁夫，《人民日报》1982年1月31日），强调“继续采取措施，决心把清退农民工这项工作抓到底”。

到了80年代中期，国家对农民工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有所肯定，因此对农民工进城有所默认和放松。1984年1月1号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农民工进入城市。在中央文件发布之后，《人民日报》就“应声而动”，在当年组织了一批报道，如《加快了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安徽五十七万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6月3日）、《广东民工进城多》（6月18日）、《十万民工进天津》（7月12日），并在10月22日的1版以标题新闻形式刊登《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这些报道紧扣中央文件精神，或是报道文件内容，如10月22日以新华社专电的形式于1版报道“国务院10月13日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或是配合中央文件，对各地农民进城落户的情况进行报道，如“安徽省五十七万多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在三千三百多个小城（集）镇上务工经商，使全省农村经济继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了新的发展”；或是对此政策的意义进行肯定，1984年10月22日的《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5]；或是对此政策的成绩进行总结，如1985年4月29日的《全国五十九万多农民进入集镇落户》统计截止到1984年年底，全国共有59.3万农民工进城入户^[6]。

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大量民工涌入城市所形成的“民工潮”，给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和城市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国家又开始控制农民工入城，相关政策在此期间频频出台。1989年初，公安部、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强调要控制民工盲目流动。为宣传这一政策，《人民日报》在2月、3月、4月及5月份连续推出8篇报道来配合国家这一议题的宣传。这8篇报道或是描述“民工潮”的严重程度，如《外省数万民工滞留广州》（2月20号）、《十万多民工涌进乌鲁木齐》（3月18日）、《民工潮涌到西北兰州站人满为患》（4月4日）；或是报道政府对此的态度，如《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各地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组织力量做好劝阻、疏运和动员返乡工作》（3月6号）、《北京禁止擅招农民工》（3月16号）、《十万民工涌入海口希望各地予以劝阻》（3月4号）等报道；或是对此现象进行深入的反思，揭示其原因，如《他们为什么涌进城？——北京站前与民工的对话》（3月14号）、《民工浪潮的困扰》（5月24号），这些报道从不同侧面完成了对国家议题的宣传。

由以上案例可以发现，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对农民工报道的倾向性基本都是配合国家相关管理政策的倾向性；并且相关议题设置和报道框架也符合国家的态度倾向：国家的政策如果是严控，那么《人民日报》就突出宣传中央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监管执行或者突出民工的负面影响；国家的政策如果是较为宽松，那么《人民日报》就突出宣传农民工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成就。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基本上没有进行自己的媒介议程设置，而是完全按照国家议程来进行宣传，媒介话语和政策话语呈现高度一致的关系。本书对这一时期部分国家政策发布与《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做了梳理，也验证了这一关系，详见表4-1。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到1991年间的13年里，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基本上是由政府到媒介尔后到公众的单向传播，我们可以把这种传播模式称之为单向传播的模式，即信息的流向起点是政府，经由媒介传递到受众。在这种单向传播模式下，媒介主要充当着“政府的宣传者”的角色，履行着政治教化职能，其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差。而在此模式的主导下，媒介对政府以及公众对媒介的反馈都很少，传播话语主要体现为政府控制下的一元话语，对于农民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很少提及，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www.xing528.com)

表4-1 80年代政府政策发布与《人民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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