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话语：以公众权利为重心的批判性话语
公共话语究其本质可以理解为一种以公众权益为重心的批判性话语，它对社会生活中影响公众利益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给予描述并进行深入探究，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公众和公众意志为主体的话语，它与其他利益主体各方之间的其他话语互相影响、彼此进入，最终达成一种制约和均衡的动态平衡。按照“媒介话语”的视角，“公共话语”的主体是社会公众的意见，其相关来源来自“民间”。
报纸和新闻周刊等媒介的“公共话语”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在21世纪初得以广泛发展，这种“公共话语”来自于早期报纸媒介的深度话语在中国媒介发生巨大变革新背景中的发展及蜕变。早期代表性媒体是《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它们的公共话语产生了全国性的重大社会影响力，究其原因，在于这两报对于公共话语的专注性、深度挖掘能力和揭秘的力度。随着社会发展，后起的《中国新闻周刊》和《瞭望东方周刊》等等都开始进入公共话语领域。而随着地方晚报和都市报的迅猛发展，公共话语在这类规模巨大的报纸媒介里也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和传播，例如“孙志刚事件”的公共话语议程，就是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引发的。
电视媒介的“公共话语”则开始于2003年，以当年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的开播为起始事件，其节目定位于后来所谓的“公共新闻”。2004年，该频道正式提出“公共新闻”的概念，它认为，如果说“民生新闻”是在“国家的声音”之外传递了“民间的声音”，那么，“公共新闻”则是把“国家的声音”和“民间的声音”整合为“公共的声音”。[27]
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给公共话语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以互联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带来了媒介自身和大众传播的巨大发展，互联网上信息及意见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封闭性，因而也催生了公共话语，给公共话语的议程设置和广泛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网络媒介的强大力量也对传统媒介产生重大影响，使得传统媒介被迫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从而产生更多带有民主性质的公共新闻。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开放性的网络媒介的强大压力，传统媒介可能会开放至无伤大雅的并与权力层有紧密关系的精英“深度话语”，但是很难自行发展出有实质改变的公共话语。在媒介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公共话语的议题首发于网络，并在网络媒介上形成规模和较大社会影响后，才可能引致传统媒介的参与和发布公共话语议程。
“公共话语”的概念提出及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传统媒介话语一次极为重大的变革。特别是在与互联网络以及其他新媒介进行了良好的媒介融合后，公共话语比其他任何的主要媒介话语都更容易在极短时间内形成话语“内爆”，从而形成社会和媒介的公共议程。可以说，一方面，公共话语对中国媒介话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他媒介话语形态更多地关注公共议题，给公众更为充足的话语表达空间；另一方面，公共话语的发展与繁荣最终都会指向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公平与正义。
由此可见，公共话语的扩展能够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某些走向，例如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法制建设进程、良好社会规范和公民自主意识形态的构建等等。公共话语体现了中国媒介话语向更高层次转型的倾向性和重要特征，预示着中国媒介话语将更为宽泛和渊博，更为深刻和自由，它本质上也是对中国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日益深入的媒介反映。它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个人公共意识和社会参与的日益增强，同时某种意义上从媒介的角度提前预示着中国“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建构的法制前景。
（2）草根话语：e时代自主传播话语
草根话语是基于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产生的民众多元化自主话语，它起源于草根文化的形成，并在网络互联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带来的变革中得以快速发展并形成规模。草根话语可以说几乎违背了历经几百年建立起来的传统媒介纵向等级传播的所有规则和模式，开创性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横向交叉、无中心网状的扁平化传播形态，它满足了个体的传播欲望并实现了全方位、极少限制的话语传播空间。
社会转型期间，各种利益群体都在谋求自身的更大利益。草根群体虽然人数众多，然而缺乏话语权，往往是“弱势群体”，在利益争夺中往往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因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然而，借助互联网媒介，以“网络关系”为纽带，松散的草根群体能够在网络社会中整合和缔结出一个代言草根利益话语诉求的群体。话语诉求是草根参与现实社会结构重构的重要途径。传统的媒介话语通道被政府或精英阶层所操控，草根群体表达自身的话语非常困难，而互联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则给草根建立了一个能够自主表达话语诉求的平台，借助网络媒介，草根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和争取个体的权益。在各种典型网络事件中，虽然最终事件发展结果并非完全顺从草根群体的话语诉求，但是借助于网络平台病毒式传播，草根群体的话语诉求得到放大和加强，并在最终事件的解决中起到重要积极影响。通过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形成的公众舆论，对其他传统媒介或可能的权力干预进行监督和制衡，促进事件解决的公开、公正与公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话语诉求。
草根话语得以展示和传播并形成群体行动得益于互联网给予的虚拟公共领域。这个虚拟公共领域完全符合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界定的所有方面[28]，同时，这个虚拟公共领域还具有以下特征：(www.xing528.com)
第一，参与主体的平等性。虚拟互联网络的优越性特征之一就是开放和平等，在互联网络形成的虚拟公共领域里，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不再起作用，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个体，在这个公共领域里，人们可以对自己关注的议题进行平等的、自由的讨论。
第二，议题倾向的批判性。根据哈贝马斯的阐述，由于公共领域针对公共权力领域形成与扩大，因而批评性和批判性是公共领域内在的基本运行机制。网络虚拟公共领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因而，针对公共权力的批评和批判也是其基本特征。
第三，话语表达的群体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领域，公众之所以运用理性，是由于想让统治遵从’理性’标准和’法律’形式，以此来实现彻底变革。草根群体活跃于虚拟公共领域，他们具有同样的理性表达。
随着微博、SNS社区等网络媒介新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融合进程的深入，草根群体的话语诉求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倾向性：
第一，草根群体话语表达意愿加强，积极主张草根群体利益
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单方面控制着权威话语通道，形成了事实上的话语霸权，在话语单向传播的传统媒介模式下，草根群体只能被动地作为受众接受信息。而利用网络媒介的多向传播特性，草根群体内在的表达意愿和受压抑的话语诉求在互联网上得到了集中释放。此外，精英阶层在其话语表达上自然追求自身的利益，在传统媒介环境中，草根阶层即使反对，也“有话无处说”，而现在通过网络，草根群体能够向社会发出自己的意见。
第二，草根群体话语议题设置框架：公平与正义
草根群体对事件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非常简单，即公平与正义，特别是事件中表现为强势与弱势单位之间的对弈。按照哈贝马斯的思想，他认为所谓民主，就是“通过语言的相互理解建构自由和无限制的生活，民主意志不是建立在公共权力的权威或者先验假设方面，而是建立在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上”。[29]而草根话语正是草根群体通过网络媒体表达对公平与正义的一种强烈关注。实践中，无论是“山西农民工尘肺事件”还是“邓玉娇（女农民工）杀人事件”，事件处理全过程都受到网络公众的关注和监督，通过话语诉求的力量为实现公平正义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邓玉娇杀人案”一审判决后（对邓玉娇较为有利的免死判决），人民网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发现85%以上的网友支持该判决。
此外，草根群体也并不排斥现代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而是兼容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流派，但是，草根话语也有着公共规范和社会道德的底线标准，当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后，草根话语也会奋起捍卫真、善、美等传统美德，这也是草根群体网络话语的主流声调之一。
总体上来说，草根话语在基于网络的虚拟公共领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对社会转型期的利益诉求和话语权限的要求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和媒介话语的分布格局有着深远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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