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益问题与流动议题的比较
前面的章节里我们主要是讨论了媒介对农民工群体关注的程度及其变化趋势。然而，一旦关于农民工的议题完成了议程设置，使得社会的关注点被吸引和集中在农民工议题上以后，我们应当更深入的去探讨媒介是如何关注农民工议题的。因为，根据框架理论，对于农民工议题，同样的事件可以以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形式被建构，也就是说，关注农民工可能是出于人文关怀，也可能是出于管理和控制的需要。
从2002年开始，对于农民工问题，国家政策话语的性质和框架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也直接影响到媒介话语框架的改变。以《人民日报》为例，其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媒介话语框架于2002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下文中我们将根据大众传媒框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2002年前后的媒介议题的建构情况进行专门考察。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议题的变化，我们将时间范围扩展到每个时间节点的前后两年，具体情况见表6-1：
表6-1 《人民日报》有关民工“流动”议题和“权益”议题设置情况
通过前面的章节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在1989年、1994年两次集中的关于农民工议题的议程均先从农民工的流动问题启动的。而2002年则源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农民工权益问题。2001年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报道已开始作为个案和事件见诸一些重要版面，从2002年开始，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报道已经成为媒介报道的焦点，而流动性问题报道则呈下降趋势。从表6-1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变化：2002年前的两年内，“流动”是媒介主要议题，2000年8篇，占80%；2001年9篇，也超过50%。而2002年开始，“权益”问题报道数量,上升，从2001年的4篇增加为20篇，占当年报道总数的60%左右；2003、2004年分别为112篇、228篇，均占当年报道总数的70%以上。
（2）权益议题的框架分析
就具体报道上来讲，《人民日报》2002年1月就开始关注农民工权益问题，2002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关注民工合法权益》文章，表明国家政策的重点所在。该篇文章以新华社名义发出，配以黑白图片和黑体标题予以强调，如下：
《人民日报》第十二版民主与监督2002年01月09日
民工问题一直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民工苦，民工累，民工为我们城市的飞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刚刚迈入2002年，民工群体面临的诸多新问题需要社会各方关注……
框架可以界定为一种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筛选、凸显、过滤、扩展和精心处理等方式，借助标题、导论、引文以及语序的体现，对新闻内容做出具体报道的手法。新闻媒介框架基于高夫曼的象征互动视角和心理学层面的预期理论视角发展而来，并由瑟尔斯最先明确提出，瑟尔斯认为新闻媒介倾向于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构造议题。新闻框架影响了受众如何思考，影响受众如何处理和储存信息，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导至事实的某些方面以至同时忽视了其他方面。
在农民工问题上，2002年以来《人民日报》的报道框架发生了明显转变，因而深刻地影响到受众的信息处理框架。
例如，在民工问题报道的“标题”上，2001年和2002年的框架就有明显变化，表6-2为2001年和2002年有关“民工”行为报道的标题信息检索结果。
表6-2 2001年、2002年民工行为报道标题
从表6-2中可以看到，2001年有关民工行为的报道，仅仅从标题上，读者很容易将民工与犯罪关联起来，从而对民工产生负面框架；而2002年关于民工报道的标题则让读者更容易对民工产生正面框架。此外，无论是“民工犯罪”还是“民工救人”都是真实的事实（客观上来讲，无论是“犯罪”还是“救人”，不仅民工群体存在，其它任何群体都会存在这样的事实），然而在何时、选择何种事实进行何种角度的报道，却是媒体利用其话语权进行的一种社会建构过程。
再例如，即便是对民工流动问题的报道，通过不同的话语框架，也会传递重点不同的信息，从而影响读者对信息的解读和关注的重心偏向。如表6-3所示：
表6-3 2001年、2002年民工出行报道
从表6-3中可以看到，2001年对民工潮的报道主要限于车站如何处理民工潮的框架，从标题上读者获得的信息仅仅是一种现象的陈述以及对车站工作的正面评价，而在2002年的报道中，更多的是基于民工的角度考虑，体现了对民工进行人文关怀的一种情感倾向的框架。(www.xing528.com)
以上是对“民工”议题的检索和讨论，而在数据库检索中，“农民工”和“民工”的检索结果是互相独立的。本书还通过《人民日报》数字检索系统，以“农民工”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搜索，发现在2000和2001连续两年，《人民日报》中没有一篇相关报道，但2002年仅一年就有7篇主题报道。从标题和内容上分析，这7篇基本都是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界定和关注农民工生活工作问题这两大议题的。这7篇的篇目如下：
①农民工也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观点）（《人民日报》2002年2月11日）
②不要歧视农民工（经济时评）（《人民日报》2002年5月24日）
③农民进城务工有三盼（《人民日报》2002年6月3日）
④夜访农民工（《人民日报》2002年6月3日）
⑤我们该怎样看待农民工问题（《人民日报》2002年6月13日）
⑥说出了农民工心里话（编读往来）（《人民日报》2002年6月17日）
⑦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人民日报》2002年8月17日）
通过对这些报道进行内容主旨分析，我们可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议题的报道框架特征。
关于农民工社会地位的界定是2002年《人民日报》议程关注的一大焦点，在上面检索出的7篇文章中，有4篇（第1篇、第2篇、第5篇、第6篇）是关于农民工身份地位的界定和确认的，而且，从内容上分析，基本的报道框架均是正面的，即明确确认农民工的存在合法、合理、合情。更深入地，我们可以从作者身份所代表的机构来看，第1篇的作者身份是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第5篇的作者身份是农业部副部长韩长赋。这两篇报道可以说基本能够代表对农民工地位确定的官方框架。
第1篇：尽管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但是城市一旦缺少了他们，就缺少了生气。对农民工进城公平对待，是当前各级政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城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生活的重大变化，城市面貌的巨变，城市公共设施的改善，城市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所有这些城里人引以自豪的事情，都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第5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增强我国工农业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需要。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从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长远发展的角度，正确看待农民工问题。（农业部副部长 韩长赋）
政府官员对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农民工的地位从理性分析上给予了正面确认。而《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对农民工身份地位从情感角度给予了确认和认可，并且通过报道——读者来信反馈这样一种互动的方式建构了对农民工的正面认可的情感框架。
第2篇：民工现象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必然现象。站在农民的角度说，进城打工也是农民摆脱贫困、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同样，城里人的生活、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农民工。（《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夏珺）
第6篇：人民日报5月24日第五版刊登夏珺同志的文章《不要歧视农民工》，作为打工族的我读后已是眼泪潸潸，因为它道出了我们每一位进城农民工的心声。《不要歧视农民工》一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非常感谢作者和《人民日报》对农民兄弟的关心，让我们在他乡感到温暖，感到融融春意。（江苏盐城二建集团北京公司 蔡爱军）
由此通过政府、主流媒介、农民工代表这三个主体对农民工地位的确认和认可，建立了积极的、正面的农民工形象框架，引导了读者的正面认知和判断，最终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基于传媒的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
基于对农民工正面地位的确认，国家、媒介和社会逐渐普遍认可进城农民工也有合法权益，也需要维护自身利益。在这样的框架前提下，农民工的权益保护、解决农民工生活生存面临的问题才会被认为是政府的一种行政职责，是媒介的一种责任行为，因而才会被提上议程，并被赋以正面框架从维护农民工权益维度来重新探索农民工问题解决之道。
《人民日报》2002年的另外三篇标题报道（第3篇、第4篇、第7篇）是对农民工生活工作的关注。“农民进城务工有三盼”（第3篇）和“夜访农民工”（第4篇），是《人民日报》记者的调查和访谈，“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第7篇）是记者对一次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全国性会议的会议报道。《人民日报》的编辑或记者，他们通过调查、访谈、评论报道，站在把关人和“意见领袖”的高度，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正面框架入手，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农民工群体生存生活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工资偏低与工资被拖欠，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缺乏安全和社会保障以及培训、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的实地实情的取景、聚焦、回放，让真实情况呈现于社会公众面前。从而完成了一次对问题情境和目标群体的传媒建构：农民工被普遍歧视、农民工应当得到社会同情。
总体而言，在1980年到2001年间，《人民日报》主要是站在城市、市民的立场上来进行农民工报道的，这种立场首先就决定了媒体会从城市利益和市民价值观来设置议程和选择报道框架，因而，进城农民工被视为外来者以及许多城市问题的责任者，从而导致社会和公众对农民工的消极和负面刻板印象的形成和加剧。但是，从2002年开始，国家发展观开始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因而政府治理理念也逐渐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公民权利得到高度重视，农民工权益也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确认，在这种新环境下，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也开始逐渐转向大国民观念，站在全体国民立场（而不仅仅是市民立场），更加关注民生权利，农民工不再被视为问题的责任者，相反，作为实质上的受害者和不公正的指向对象，农民、农村以及农业等问题也就得到媒体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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