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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深度依赖:人们对传媒责任伦理研究的婴儿态

时间:2023-10-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和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也就是媒介崇拜。人们对现代传媒的深度依赖最常态的表现就是将每天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交予媒介来处理和掌控,并且心甘情愿。人们对现代传媒的深度依赖还表现在心理上的过度依赖。[6]媒体等同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一个人们不愿去承认或者完全没有觉察的现实,那就是人和媒介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异化。

媒体的深度依赖:人们对传媒责任伦理研究的婴儿态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假如有一大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去郊区或偏远的地区度假,人们在享受因避开纷繁复杂的人事干扰而带来的轻松时,也会莫名地产生一种被孤立、隔绝的心理恐惧。似乎不读读报纸就会与世隔绝,不看看电视就会跟不上时尚,不打开手机就会被人遗忘,不上网冲浪就会与现代生活脱节。大众传媒成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重要的联络工具和沟通平台,虽然这个工具和平台为人类提供的只是一个拟态环境,但它却越来越成为人类认知、认同的公共领域。人们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并感到舒适和安全。这就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深度依赖或崇拜。我们知道,人类早期的传播是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交往的模式使得交流者都是主体,并处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们之间的语言、表情、动作甚至是着装都能作为符号线索,为交流者提供心理上的信任度和依存感。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人们的交流方式逐渐向“媒介化类互动”转化,这使信息的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划分更为明显,并且两者往往并不处于同一时空范围。

尽管人们对媒介技术的运用更加得心应手,并且随着网络的出现,更多的网民参与到“自媒体”的队伍中来,这样似乎将传者和受者地位拉得更为平衡些。可是这种拉力在目前看来,仍旧撼动不了大众传播机构、商业集团、精英在网络中的主体地位。信息掌握的不均衡性迫使普通的民众必须通过大众传媒来消除自身与社会之间的距离感、不可知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控性。因此,大众传媒很自然地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和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也就是媒介崇拜。具体可以解释为“人们在使用传播媒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对媒介作为必不可少的日常习惯和日常仪式,心理上将媒介作为极其可靠的经验代理,几乎完全依靠传播媒介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把媒介内容看做毋庸置疑的现实再现、权威发言和真理表达,进而将媒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它是人对媒介的一种过度使用,是人与媒介关系的一种异态表现”。[4]施拉姆曾将大众传播媒介比喻为“时间的窃贼”,这个“窃贼”从人们身上盗走的时间随着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变得越来越多,盗取的方式也更加隐秘巧妙而不为人察觉。人们对现代传媒的深度依赖最常态的表现就是将每天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交予媒介来处理和掌控,并且心甘情愿。

人们对现代传媒的深度依赖还表现在心理上的过度依赖。随着媒介的发展,人们对报纸的依赖开始逐渐转向,电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而网络、手机以及日新月异的触摸媒体也开始绽放光芒。通过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探究,传播媒介使受众在信息获取、消遣娱乐、社会认知、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关系需求上都对媒介产生了过度依赖,这种依赖不仅表现为“电视综合症”“网瘾综合症”等行为的非自控性,更表现为面对媒介时心理所呈现的“婴儿态”,即对媒介不假思索的认同、信赖及盲从使他们丧失了根本的批判和抵御能力。

种种以报道代替真实世界的事例向人们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那就是,尽管人们的生活每天被各种媒介及其蕴含的信息包围,但人们却甘愿沉溺其中,并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理性思维能力,似乎权威报道的就是真实的,不经报道的就是不存在或是不重要的。这种过度的心理依赖使人们甚至忘记媒介作为中介属性的存在,正如麦克卢汉质疑的“鱼儿知道它在水里吗”,“读报纸的人不是把报纸看作高度人工制造的、与现实有对应关系的东西,他们往往把报纸当做现实来接受”,“对于看电视的人来说,新闻自动成为实在的世界,而不是实在的替代物,它本身就是直接的现实”。[5](www.xing528.com)

受众将媒体的拟态环境等同于现实环境的惯性思维,这在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的《媒体等同》一书中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李维斯和纳斯发现人们在通过现实生活和媒介两个途径获取信息资源时,其反应是非常相似的,即媒体等同(media=real life)。他们认为“个人与计算机、电视、新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质上是社会的、自然的,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样”,“媒体被看成了真实的人和地点,适用于社会关系和交往的那些规则决定了人们对媒体的反应”,“和人足够接近的任何媒体都会得到和人一样的待遇”。[6]

媒体等同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一个人们不愿去承认或者完全没有觉察的现实,那就是人和媒介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异化。马克思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异化于愚钝的物质力量。”[7]媒介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本身就是工具性的存在。然而,随着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中介属性的媒体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强势掌控,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人的异己力量,反作用于作为主体的人身上。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人不再是主体,也不再是目的,而是被传播媒介紧紧包围的对象。“人不是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是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力量这样一种无力的‘物’,他把生活的实质投射到这个‘物’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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