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新闻传播活动，然而封建专制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文化的禁锢，使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报纸并没能自发地走向本土化的新闻传播事业。我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起始于西方传教士的在华办报，随着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期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诞生，中国传统的官方新闻传播体制被打破，近代报业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土地上开始了艰难的成长历程。鸦片战争和洋人的坚船利炮不仅将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更从根本上开启了一个在动荡中挣扎图存，在风雨中追求光明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
本书按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时代发展特点，将近现代的新闻传播业起止时间界定为1815年洋人在华办报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情节最复杂、内容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文明的标榜，维新志士激昂澎湃的呼吁，革命党人摧枯拉朽的论战，爱国青年热情洋溢的倡导，革命时期两级政治的斗争，以及私营报刊夹缝中的生存，清高文人风花雪月的咏叹，风风雨雨，百年沧桑。中国近代报刊在那样一个复杂动荡的年代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往往淡漠和隐藏了最本质的属性和功能，而被打上政治的烙印，更多时候被迫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然而，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也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而激发了其宝贵的伦理思想和大责任观。从早期国人办报“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益于国事”起，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几个重要阶段时，始终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
中国近代报刊起始于洋人在华办报，由于绝大部分创办人都是西方传教士，因此，那时候的中文报刊基本带有宗教性质。在那些从事传教活动的人士当中，虽然不乏一些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和友好感情的人，也不乏一些真正为基督事业献身的虔诚教徒，但总体而言，各国在华办报的真实目的是实现各自对华的殖民主义控制。为了抢占中国市场，打破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相较于武力征服而言，从思想舆论方面进行软化不失为一良策。到19世纪末，洋人在华办报的规模非常大，近两百种的报刊占到了当时我国总报刊数的80%，基本垄断了当时的新闻事业。这些外报利用对中国情况的熟知和与中国的各种关系，成为帝国主义实施侵华政策的一枚重要棋子。
当然，在华外报对我国新闻事业的统治并没有阻止国人办报的决心。随着外报规模的不断壮大，很多在报馆工作的中国人，不仅学习了先进的办报技术，更接受了近代的办报理念，那些“睁眼看世界”的读书人，背负着深沉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以“立言”为宗旨，开始了国人办报的征程。在维新运动中，国人办报达到高潮，维新派政治家为了“去塞求通”“救亡图存”，始终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政治家办报”逐渐代替了“读书人办报”，“报馆有益于国事”成为当时新闻事业最直白的功能表述。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政党斗争之后，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将新闻事业的民主、自由置于首位，并涌现了一批报业精英，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刘少少等。孙中山先生不仅十分重视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他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而且赋予了新闻传播事业更高的责任要求：“今民国成立，由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设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诸君所荷之责任更重。”[14]民国著名记者黄远生目睹军阀混战和官场的腐败，以正义之心和如橼之笔对黑暗统治进行了无情揭露：“吾辈所愿剖腹泣血，欲为国人告哀者也。”爱国记者邵飘萍以其满腔的热血毕生奉献于新闻事业，他不畏强暴，卓绝奋勇，“平社会之不平”，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享有盛名的爱国记者。
1915年，启蒙报刊《新青年》的诞生标志着以思想启蒙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在“五四”运动期间，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学生报刊，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新闻事业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在这一时期，通讯社、广播电台、新闻摄影等更具现代意义的新闻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新闻界表现出了优异的新闻人本色。国共两党不计前嫌，在抗战烽火面前同仇敌忾，联合创办了《救亡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西南日报》等立场鲜明的报刊，积极宣传联合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私营报纸也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宁可报馆关闭，事业受损，也绝不向日寇低头。《大公报》就是当时十分典型的例子。张季鸾为了创办《大公报》的汉口版，抱病抛家弃子，将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荣辱合为一体。在抗战期间，《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篇热情洋溢的社论，也无情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著名的《不投降论》就是当时鼓舞士气的经典之作。
此后，解放战争中的战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闻改制、1956年的新闻改革、“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可圈可点。但纵观整个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私营报纸，无论是党派领袖，还是报业精英，在民族危难和国家荣誉面前，始终都保持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和大责任观，将民族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国人办报开始，中国近现代的新闻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不仅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奉献于新闻事业，更以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诠释着新闻人对崇高职业道德境界的不懈追求。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不仅从宏观的层面提出建立新闻机构的构想，同时也十分重视新闻官的品性和独立性，要求“性品诚实不阿者”担当新闻官，“官职不受众官节制”“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新闻官“要实叙其事”，“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15]。革命报人郑贯公一生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事业，他本人才华横溢，笔锋犀利，对记者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凡有益于同胞之事，无不竭力提倡；于有损同胞之事，无不疾声警告”[16]。梁启超更加强调报人的社会责任感，认为舆论家应具备“五本”，即丰富的知识——常识；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真诚；不畏强权和暴力，敢于直言——直道；客观公正，不偏不私——公心；对读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刻意迎合——节制。王韬也认为报业主笔人不仅要知识渊博，更要品德高尚。(www.xing528.com)
民国初期著名新闻人黄远生对记者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认为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良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他在《忏悔录》中说新闻记者要具备“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走，耳能听，手能写。黄远生用最质朴的语言对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做了深刻描述。邵飘萍首先肯定了记者的角色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独立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外的“第三者”。记者应遵从的第一信条就是“探究事实不欺读者”，并要具备才气和胆识，“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17]。邵飘萍认为人格、诚实、勇敢、坚韧等都是新闻记者应守之德。陈独秀认为新闻记者要具备诚实的美德，并以此传达社会正义，引导社会舆论。李大钊则强调新闻记者的自由权利，他认为人生要想追求光明，达到真实的境界，离不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有着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在他们的新闻思想中也包含了对新闻工作的精辟见解。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新闻工作者掌握政策、教育群众的重要意义，并要求报纸工作人员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在实践活动中“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提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以正确的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要有吃苦精神，多做调查研究，并能独立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第三，要具备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有私营新闻业逐渐公有化，单一的公营新闻体制形成，报纸的角色就是党的耳目喉舌，保持高度的政治性不仅是当时新闻工作者的首要素质，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报刊言论自由的人是王韬，虽然他没有对自由的理念进行全面的阐释，但在他的办报实践中却时刻表达着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仰慕和追崇。王韬深受西方科技和人文思想的影响，对英国自由主义报纸《泰晤士报》非常推崇，因此，他主办的《循环日报》无论从内容还是编排方式上都能找到英国报纸的痕迹。他还在《循环日报》每日首栏中发表关于政治、社会问题的评论，这种“文人论证”的形式不仅启迪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更对后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悲剧英雄谭嗣同，是一位对自由主义怀有巨大热情的启蒙思想家。他主张报纸要服务民生，维护民权。“报纸，即民史”，民史就是“民之生业”“民之教法”“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18]；“人与禽兽灵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以其能言耳；而暗之、哑之，其于禽兽几何矣”“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19]。谭嗣同坚持报刊是“民史”和“民口”，要始终为民众服务，这种报刊的自由主义思想冲破了传统“工具论”局限，带有一种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色彩。严复是近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虽然他没有长期、专门从事报刊活动，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走上了悖谬之途，但凭借对西方政治哲学“自由”和“民主”思想的传播，他称得上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鼻祖。严复主张“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认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他在《论世变之亟》中系统分析了中西文化、体制、社会等问题的诸多差异，并深刻指出这些差异的根源并非民主而是自由，自由是中国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最畏惧的两个字。严复主张天赋人权，鼓励民间办报，提倡言论自由。他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只是人民为保护自身权利和自由而临时缔结的社会契约关系，因此，国家要努力保证每个国民的自由，否则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梁启超也是自由主义报刊实践活动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集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虽然他隶属保皇派，但实质却循守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立场。实际上，在对待政治革命和暴力革命的问题上，选择“立宪”跟他的自由主义原则也不无关系。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道，政府的权力过大，即使“有圣智”也难免会滥用职权，而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的手段“莫若报馆”。他认为报馆有两个天职，一是政府权力的监督者，二是民众自由的向导者。“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非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表公意以为公言也。”[20]这也是梁启超对报馆的功能地位做出的精辟论断。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秉持各自的主张，追求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无论是激进自由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积极投身新闻实践，都努力在各自新闻实践活动中传递着思想价值的光芒。陈独秀作为怀抱自由主义理想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成为继《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之后中国最具思想批判力的报刊。陈独秀新闻自由主义思想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提倡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专制。他对参与办报办刊的人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具备高尚独立的人格，“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也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奴性难除，根源在于封建专制对国民思想和言论的禁锢，而办报办刊就是要解除这种禁锢，争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否则报刊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认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具有超前性。李大钊在办报实践中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争取从未放弃过，他对自由的追随和呼吁在他《哪里还有自由》《议会之言论》《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文章中都能找得到依据。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实证的渐进式的自由主义，这与陈独秀和李大钊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属于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差异也是导致他和陈、李两人就《新青年》立场问题产生激烈分歧并最终走向决裂的根本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新闻观推崇“思想的完全独立”，他希望通过《新青年》教导青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思想，做一个不被“牵着鼻子走”的人。
随着新文化运动趋于政治化，曾经大放异彩的自由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中国的社会变迁进程逸出了自由主义的预想，中国自由主义的早春也就在风风雨雨中消逝了。接踵而来的是乍阴乍晴、气候多变的季节”[21]。在此后的党派斗争、战火烽烟中，自由主义只能选择将民营报刊作为其夹缝中生存的栖息地。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大公”精神、张季鸾和胡政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箴言、史量才“你有百万大军，我有百万读者”的傲然正气……无一不体现着那个年代对新闻自由主义坚守的勇气和智谋。然而一个个优秀的报业精英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人，带着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而丧生于极权政治斗争的事实就足以证明，自由主义在极权统治的环境下是没有生长土壤的。“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设计未能充分满足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历史天平不向它倾斜自有其内在理由。20世纪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按其自身的逻辑在运行着，任何以为中国只能按西方国家的某种模式跻身现代行列的理论，都不免是一种教条式的空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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