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源于文学研究，从文学入手来讨论文化问题。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学者作为精英文学的研究者和新批评学派，认为精英文化掌握在少数精英分子手里，只有通过阅读精品和教育才能使更多的人接触和欣赏高雅文化。这种研究的起点是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使文化研究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大众文化。6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在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解读中，与政治与意识形态联姻，开始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在独立开放的文化研究领域建构社会现实和人性结构的关系。
文化研究学派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与知识领域，是一种充满实践精神的方法论，既跨越学科界线，扩大研究范围，又集中火力，对社会文化现实进行实质性的剖析。随着科技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消费社会的来临，商业电视借助商业广告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着眼于当下的消费文化，把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英国本土的高雅文化相结合，形成所谓的文化混合体，揭示其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情境，以非“价值中立”的立场和态度，认为所谓的价值中立往往容易被挪用为掩盖真实政治动机与意识形态的借口，公开倡导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价值批判态度以及对社会文化现实的规范性研究，而不只是单纯的描述性的研究，准确界定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深度控制，探讨了大众传媒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文化研究学派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深入具体地研究不被认同的娱乐、摇滚、电视剧等下层的传媒文化，也不掩饰对传媒文化的高度喜爱，认为意识形态就体现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之中，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或那样的“意义”。[4](www.xing528.com)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注媒介在主导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打破了传媒对社会直接影响的“魔弹论”模式，以传媒文本内容分析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对象，消除“受众”被动无差别的概念，在传媒相对应的体制内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文化研究学派的传媒文化观以受众的接受与使用、阅读与反应等为诉求，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在文化研究学派学者们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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