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巴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巴拉克是其博士导师，他也是将克里巴德带进课程史研究领域的引路人。克里巴德说：“当我初次与巴拉克见面时，我还很年轻，同时缺乏未来方向。巴拉克帮助我打开了新的学术和专业领域，特别是鼓励我开始致力于课程史领域的研究。”[45]1969年，巴拉克《课程思想与实践的历史》一文的发表是课程史成为专门研究领域的标志，克里巴德则进一步开拓了该研究领域。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的早期，克里巴德教授的课程是“教学本质”，[46]主要从事课堂案例研究。1967年，克里巴德应邀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进行学术交流。1968年，他以《课程领域的回顾》（The Curriculum Field in Retrospect）为题发表演讲，此后转向课程史研究。他从历史角度反思课程领域的过失，认为科层制对课程理论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课程领域过度使用泰勒原理产生了弊病。《锻造美国课程：课程史和课程理论的论文》（Forging the American Curriculum：Essays in Curriculum History and Theory）一书则是这方面议题的论文集。[47]
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约36年中，克里巴德一直探寻的是“20世纪课程理论家为什么会误入歧途，以及他们是如何误入歧途的”[48]的问题，这也是克里巴德课程史论著的主题。在克里巴德课程史论著中，有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来自杜威的影响。第一，关于民主。克里巴德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都力图探讨20世纪教育中的民主和平等问题。克里巴德认为，学校及其课程所追求的应是对民主公民的培养以及对共同利益的促进。第二，关于博雅教育。在克里巴德看来，20世纪课程学者放弃了博雅教育，追求学校教育的外在功能性目标，而忽略学校教育的内在目标。克里巴德批评功利性课程替代博雅教育课程威胁到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所追求的民主目标，对儿童和文化造成不良影响。[49](www.xing528.com)
克里巴德是促进课程研究历史转向的学者之一，在课程史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其观点和方法对于课程史的深入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历史研究是课程理论的重要资源，也是理解教育政策的重要资源。自巴拉克于1969年发表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论文《课程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至1977年课程史研究协会成立的8年间，克里巴德只发表了几篇课程史方面的论文。经过多年积累，克里巴德厚积薄发，终于在1986年完成其第一部课程史专著《斗争》。诚如中国台湾学者钟鸿铭所言，巴拉克为课程史研究指出了路径，但真正有披荆斩棘之功的是克里巴德。[50]克里巴德通过发表论著及教学使课程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他的《斗争》一书被视为美国课程史学界具有典范意义的课程史研究经典。巴拉克盛赞《斗争》一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克里巴德在课程与历史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克里巴德通过他的研究和写作，在研究议程中敦促课程研究领域发生历史转向。可以说，克里巴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51]正如巴里·M.富兰克林（Barry M.Franklin）所说：“克里巴德的学术论著在界定和形塑课程史成为课程和教育史研究中受认可的探究领域方面，其贡献胜于其他学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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