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探讨人性善恶的来源和如何迁善改过的问题。二程的人性论也是如此。
二程采取了张载的所谓“无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提出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观。二程认为，“天命之性”，是本体“理”在“性”中的体现，它是至善的。“气质之性”由“气”而来，有善也有恶。在程颢看来，事物形成的质料是“气”，事物形成的原因是“性”，气是依照理进行变化的，依理而成万物。所以，性在气内，性因气而成。每个物体的性是包含该物体的气的。而且，气有清浊之分，清者为善，浊者为恶。于是，人也就有清浊善恶之分，这原因就是天生所禀的“气”的不同。所以程颢把《中庸》上说的“天命谓之性”发挥成“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14]意思是说天命之性不能随意加损，这种性来自天命，是天然之性，它是纯洁的，至善的。程颢有时称“道”来称性，“道”就是性，这“道”是天然的，完全自足的，一般说来是“无所污坏”的。
那么，恶从何而来呢？恶不是来自“性”和“道”，它来自浊气。程颢说：“水之清，则性之善也。”[15]性本来是清明的，却因气禀不好，“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因此，恶是来自于气。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必须主敬治之，才能恢复善性。
善的内容是什么？二程认为，善主要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五者。程颐说：“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16]善是仁、义、礼、智、信，它是天命之性的显示。而且，程颐认为，善也是理，也是道，善与理，道均为一体。这就赋予善、即仁、义、礼、智、信与理、道相同的地位，具有与理、道一样的至上性。
气质之性有好有坏，有善有恶，这是与生俱来的，善恶都具有先验道德论的性质。而且二程认为，人与物都有性。人得气之正，物得气之偏，“得阴阳之偏者为鸟兽草木夷狄，受正气者人也。”[17]这是就人与物的区别而言的。就人而言，人与人也有区别，“气之所锤，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气清则形成人之善，气浊则形成人之恶。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禀得至清之气”，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是因为“禀得至浊之气”。这就从气禀上论证了圣人、愚人的区别，人之命，天注定。但是，二程又说，具有恶性的人，如果努力学习，迁善改过，也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这是建立在人性“亦有可移之理”的基础上的。关键在于以“理”为“可移”的标准，经过自我的修养，一“诚”一“敬”弃恶从善，变恶性为善性。这也就是二程所说的“善心莫善于寡欲。”“欲”，在二程看来，是产生恶的根源，必须坚决加以革除。“不欲则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18]“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稍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19]“欲”的存在，妨碍了天理的实现，是极其危险的。人若沉溺于物欲，就会误入岐途，不守纲常，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因此，必须存天理、灭人欲。
二程的人性论是极其复杂的，理、性、气、心、情的人性范畴互有区别又相互联系，需要细致的辨析，才能把握其人性论的思想脉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二程的人性论是其哲学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洛学”之所以后来与朱熹的理学思想结合，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人性论引发出来的天理人欲之辨。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禁欲主义的人性论和修行观，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沉重的精神重负，这是必须予以深思的。
【注释】
[1]《二程集》第123页。
[2]《二程集》第247页。
[3]《二程集》第31页。
[4]《二程集》第615页。
[5]《二程集》第144页。
[6]《二程集》第1263页。
[7]《二程集》第3页。(www.xing528.com)
[8]《二程集》第15页。
[9]《二程集》第35页。
[10]《二程集》第20页。
[11]《二程集》第17页。
[12]《二程集》第317页。
[13]《二程集》第181页。
[14]《二程集》第11页。
[15]《二程集》第11页。
[16]《二程集》第318页。
[17]《二程集》第4页。
[18]《二程集》第145页。
[19]《二程集》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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