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在阶级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与需要，试图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控制教育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23]。而课程改革对文化的选择就是控制教育的一种必要手段。决定课程文化选择的最根本的因素是经济基础，否认这一点就是放弃问题的实质。阿普尔认为，社会中的某个群体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力与该群体把自己的知识变成所有人的合法知识有关，他们控制“学校授予特殊群体的知识以文化的合法性”[24]，课堂里也存在一个知识的社会分配，不同类别的学生获得不同的知识，这种现象与社会中存在文化资本的社会分配是对应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课程领域植根于社会控制的土壤之中。[25]
经济资本对于个体发展是基础性的、最重要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决定一切，布尔迪厄认为，资本的形式有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26]他着重研究了文化资本，发现文化资本通过教育活动具有复制的功能，而且“学校保证了文化资本的效益，并通过掩饰它正完成这一功能而使它的传递合法化。”[27]在布尔迪厄看来，在资产阶级创造的文凭社会里，学校不会以一种直接的和公开的方式传递资产阶级的权力，学校传递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布尔迪厄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本质，即资产阶级通过学校进行文化再生产，保证了资产阶级特权的继承性。这种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呢？布尔迪厄认为，它是通过学校对语言和知识的选择实现的，学校使用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精确语言”，这样学校就充当了阶级再生产的角色。学校进行的这种知识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对学校拥有控制权，也就具有对课程知识的绝对选择权。
当然，统治阶级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衡。社会民主的发展使得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选入学校课程的机会增加，如学校被要求选择与少数民族、女性、下等阶层等有关的知识。这虽然是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改革仍然是倾向于统治阶层的主流文化的。如开设少数民族的语言课程是为了使少数民族的学生更好地理解主流文化；吸纳少数民族的知识进入教材是为主流文化的孩子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少数民族及其生活；在教材编辑时多选一些女性作家或表现尊重女性的作品，操纵者仍然是男性；下等阶层的生活状况虽然在教材中得到了更多的反映，但是它在学校里总是成为怜悯的对象，成为教育学生远离这种状况的反面教材。总之，一切还是以主流文化为标准，都被纳入主流文化的思维框架之中。(www.xing528.com)
但是，统治阶层对文化资本的控制权和选择权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因为它不像经济资本一样，可以直接转移给下一代，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上等社会阶层的子弟具有掌握文化资本的优势，并不等于他们每一个体都有能力使其变为现实，相反，下等阶层的子弟也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在不利的条件下获得文化资本实现向上等阶层流动。这也并不否认，学校课程文化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统治阶层手中。
总体而言，课程改革的文化选择就是确定传递某种文化，而“传递一种文化的行为总是要肯定这种文化的内在价值，与此相应的是降低其他文化的价值”[28]，学校课程所传递的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成为学校造就社会统治集团个体之间亲密关系的基础，也为这个社会集团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即统治阶级或集团通过文化选择的专断行为，实现了文化专断的再生产，这“有助于作为它专断强加权力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29]并使得他们的文化专断本身也得以再生产。因此，“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教育权力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30]课程改革必定会褒扬和发展被选择的文化，使得它在学校中大行其道，而同时就贬低和抑制了其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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