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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和技术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四人帮”控制了所谓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编造了名噪一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第五阶段: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和技术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也是学术的灾难。这是10年“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疯狂岁月!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中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同一天晚上,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放了授意的北京大学七人的那张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字报。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张大字报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谓“上揪下扫”,“文化大革命”迅即席卷全国。

文革”开始后,在一片打倒声中,在一片砸烂声中,在一片斗争、批判声中,教育学在劫难逃!这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一次大曲折、大破坏。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大约在所谓“复课闹革命”后,“教育学”的名称才先后出现在师范院校的校园里。当时对中小学的复课闹革命是这样说的: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

师范院校里那时“教育学”这个名称所表征的,是语录化的“最高指示”。教育学语录化了。有的院校干脆叫“毛泽东教育思想课”。在许多师生心目中是“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其教学纲目往往是:“教育要革命”,“必须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坚持‘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以及“建国以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等。这些专题都是介绍和讲解毛泽东的语录,因而教育学变成了“语录学”。这些语录是教育大批判的特殊武器。因此讲语录与批教育学相互为用,可以说这合成了当年的“语录教育学”。(www.xing528.com)

有论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延续正是推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注: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7卷,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林彪、“四人帮”是“天才”的造神论者。毛泽东被神化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作用也被神化了。各种辑集的“教育革命”的语录不说“铺天”,也是“盖地”了。1967年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语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说这本陈伯达一伙编辑的本子,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并要求各地立即在一切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个纲领的群众运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4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16—417页),连小学生也人手一册。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四人帮”控制了所谓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编造了名噪一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它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纪要》称“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八根精神支柱。张春桥、姚文元一下子成了“教育学”的暴发户。这个《纪要》,是这些“教育学”骗子被钉在中国当代教育学史的耻辱柱上一份黑色的骗子“教育学”。

历史往往是一位严峻的“法官”,有时也会成为最大的“被告”。十年“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思索是十分沉重的。当时呀,广大的教育学工作者真感到:天苍苍,地茫茫,教育学何处!?

这一时期只给人们留下了教育学的零星的“证明性”材料,如上海师大教育系《教育学》公共教学小组编:《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讲稿,修改稿)》(1972年)、广西师院教育革命理论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试用稿)》(1973年);广东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讨论稿)》(1974年);《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上海市出版革命组1970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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