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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学研究:夏人到中华人的未完成凝聚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笔者发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从夏人到汉人到中华人,是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轨迹。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实际上与这个“国民”是等同的。然而这个口号最初提出来后,一开始把满洲人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不久之后又发生了变化,称中华民族是“五族共和”的。但雍正皇帝的认识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边疆学研究:夏人到中华人的未完成凝聚

前述是我提到的疆域,这一部分我要探讨这个疆域范围内的人以及相互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里笔者有一个观念就是由夏人到中华人的过程,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完成的建构的看法。笔者发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从夏人到汉人到中华人,是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轨迹。我们去看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我们是否可以称其为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顾颉刚先生在其《古史辨》里有这样的用法,但后来顾先生认识到之前的这个做法是存在问题的。包括汉人、魏人、隋人、唐人、宋人、辽人、金人,从传统正史古籍里摘出来的这些词能否用民族进行替换?笔者认为在替换之后,会产生问题。比如说,宋人、辽人、金人会同时出现在同一本书里,这是一个政权对辖境内出现的百姓的称呼,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是包括了不同的民族的。甚至同一个民族被称为不同的称呼,比如在辽金时期,宋人与辽人包括金人有些实际是由同一类人构成的。更有意思的是,宋人、辽人、金人在之后蒙古人的眼里都是汉人。这样来看,我们该用怎样的民族进行认定,延伸出来就是,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该怎样与西方的话语体系进行对接。除上之外,不仅仅是中原边疆游牧地区也是如此。如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这样的称呼,这个也不是我们现代所提到的“民族”的说法。

汉人,应当更多的是指汉王朝境内的,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分布的百姓。而这些百姓的来源,并非全部是“五方之民”中的“中国”成分,应当也有东夷、西戎和南蛮。例如楚国国王就说自己是南蛮,秦也说自己不是“中国”而是西戎。就我们现在认定的战国七雄,秦、楚两国都是被后人归为了汉人,但实际他们本身在最初是不认同的。他们追求“中国”的这个身份,被称为“中国”的这群人对他们的接受,又牵扯到认同与被认同的问题。后来的汉人是融合了夏、商、周、秦、汉众多政权对“中国”中原地区区域内不同族群整合的结果。为什么能够整合成汉人,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汉朝统治的时间比较长,长达四个世纪,足以把这些人整合成一种人。从整合成“汉人”后,我们能不能把他称为“民族”,这回到了东西方话语体系间能不能对接的问题上。个人认为这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等到了唐代,开始有了“中华人”的称呼。“中华民族”实际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词语,然而我们现代人在探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把它分开,先探讨“中华”后探讨“民族”,但很少有人关注过在汉文古籍中早就有“中华人”这个用法,也很少有人去关注“中华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七顾云的《筑城篇》里有这样一句话:“西川父老贺子孙,从兹始是中华人。”《明史·日本传》里也有“中华人被掠着,亦令送还”之句,这里面的“中华人”指的就是明朝人。并且,《明史》里的“中华人”应该和前述各种人的表述,包括与清代的臣民乃至国民有了相同的含义。它体现着我们主体族群凝聚的一种状况。这也是梁启超“中华民族”名称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只不过梁启超谈到的“中华民族”更多地指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当然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会把它解释成汉人。(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人并不把自己称为清人,而是称臣民、百姓或是民人。这说明从王朝国家到近现代主权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个变化。一直到清德宗光绪年间,预备立宪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了“国民”的称呼。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实际上与这个“国民”是等同的。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国民的概念,只有个公民的概念。公民的概念,很多时候是在法律层面的,与国民还是有差别的。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解释是:“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可以看出这是他对于中华民族的界定,实际上与“中国人”是一致的。但是后来“中华民族”这个词被革命者所借用,变成了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口号。然而这个口号最初提出来后,一开始把满洲人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不久之后又发生了变化,称中华民族是“五族共和”的。

对中国历史上族群的划分,笔者认为清朝的雍正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在其《大义觉迷录》里中有对“大一统”“夷夏”的划分和认定。他认为“华夷一家”的划分实际上是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对天下一统是有害的。而且,雍正把这个观念上升到了疆域是不是广大的直接原因上。他认为明朝之所以没有达到清朝的疆域,是因为有了“华夷”“中外”的区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反观我们现在的一些学者,比之雍正反而还沉迷于中国到底是汉族的中国还是少数民族的中国的困惑当中去。倒是为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很大的口实,因为在这些分裂势力眼中既然中华民族是汉族,中国是汉人的中国,当然中国中其他的民族就可以分离出去。这当然是谬误!而雍正皇帝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写了《大义觉迷录》。他的目的是“著将朕谕旨,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但遗憾的是,其子乾隆在继位后又将此书收回,成为禁书。但雍正皇帝的认识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新清史”还想着将清朝历史从中国的历史上摘出去,实际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本可以置之不理,却肆意反驳,反倒是让其观点广而告之

当然,雍正皇帝肯定认为满洲是正统,这个无可争辩。但他试图消弭华夏之间的族群差异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在《大义觉迷录》的开头就不避讳自己是东夷出身,但他提出大禹也是东夷出身,周朝出于西戎,因此他们也可以当中国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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