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时，一般不再纠缠于“历史上的中国”，而直接以“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或“古代中国疆域问题”立论。所谓“历史上”和“古代中国”，应即是笔者上述的“今天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国家的情况”。事实上，中外学者常把中国的历史分为：史前的中国，指国家正式建立以前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国；古代中国，指正式建立国家至近代国家形成时期的中国，有学者又称之为“天下帝国”“王朝时期”“帝国时代”等；近现代中国（或分为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有学者又称之为“民族国家”时期。只有古代中国和近现代的中国才存在疆域问题，因为只有这两个大的历史阶段，才有国家的存在，也才有了疆域、边疆的问题。固然，国家与疆域是两个概念，但是只有国家的出现，作为组成国家的要素之一的疆域才会存在。而古代中国的疆域与近现代的疆域概念又不完全相同。这些认识和理论应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常识。

如何认识和理解古代中国的疆域范围，如何确定其范围，这是从20世纪50至80年代以来讨论最多也最为重要和首先应解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袭80年代有关的讨论，可以说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观点，即古代中国的疆域是指近代中国疆域形成之前的疆域范围内以（有的以中国现有疆域范围，有的以1840年前或清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范围），先后存在的政权，包括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及其统治的区域（有的学者表述为：在这一范围内存在的地区性、民族性政治实体及其范围^[4]）。这一观点事实上是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谭其骧、翁独健等著名史学家观点的发挥和演绎。^[5]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的系统阐述中国疆域史的专著，如刘宏煊著《中国疆域史》　（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葛剑雄著《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基本上都是采取以上的原则，来认识和处理中国古代疆域问题。

这一处理中囯古代疆域范围的观点或原则，从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疆域史的角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中国正式形成近代疆域时的范围内，古代中国各个时期所建立的政权，无论是汉族或是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或是所谓的“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的疆域，当然都是古代中囯疆域的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疆域史研究的对象，因为历史上这些政权及其疆域最终都汇入到近现代的中国疆域之中。但是，问题似乎又回到20世纪80年代争论的焦点上，即在中国近代疆域正式形成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疆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的，因而用近代疆域范围来套各个历史时期的疆域显然是不科学的，是不能令人信服和简单化的。

于是，有的学者试图用古代中囯疆域与现代领土观念的区别来解释，认为古代疆域并不是指一个囯家或政权的领地（疆域），而是指古代中国存在的地区性、民族性政治实体及其范围。^[6]诚然古代中国疆域与现代领土观念是有区别的，如古代国家疆域的“疆界”与近现国家领土的“边界”相比，区分不是十分严格和明确，比如中国古代西汉与北方匈奴的疆界就有大片的中间地带，称之为“瓯脱”，唐朝与吐蕃清水会盟所划定的疆界，也有大片的中间地带的“闲田”。又如古代与近现代国家确定疆域的标准，即行政管辖的方式均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均应指国家所能控制的地区，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则是相同的。如按中国近代正式形成的疆域内，凡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的地区性、民族性政治实体及其范围（也即是不论汉族或其他民族所建政权的疆域）都是当时古代中国的疆域，其实质还是以近现代正式形成的中国疆域取代了历史上中国不同时期的疆域，因而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阶段哪一个或几个国家（政权）代表当时的中国及其疆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各时期的不同政权都在争夺“正统”权，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政权，这是一个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问题。于是，他们从“中国”的属性入手，探讨中国古代一般用“天下”来指称王朝的疆域；而到清初中国近代疆域正式形成时，“天下”与“中国”出现了重合的倾向，中国近代疆域正式形成。^[7]这是试图运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来解释古代中国疆域历史发展和范围的一种新的探索。然而，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及其政治家、思想家的一种“独尊”的思想，即把自己的王朝视为天下之中心，其余各地（即“天下”）都是自己的臣民，他们的居地都是自己的疆域；这一思想又是与中外学者探讨的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或称为“中国世界秩序”紧切相关的。如按这一“天下观”，古代中国的疆域任何时期都是捉摸不定，或者是无边无际的了。这事实上是否定古代中国有疆域的存在，推而广之，古代世界各国都不存在疆域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用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和思想来认识古代中国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在历代的内涵及其发展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的“天下”，如上所述，泛指世界，有时也指古代中国的国家（王朝）所管辖的地方，这在历代正史的地理志中有记载。^[8]正如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所指出的：“美国汉学家所谓‘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文明……至少外国人会怀疑它是否具备国家的形态’^[9]是一种无知的断语。”我不赞成他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能将天下（中国）排除在与万民有直接关系的国或国家（王朝）之外，才是正确的思考路径。”^[10]

中国古代的疆域在各个历史阶段是可以确定的。其依据就是基于古代中囯是一个有连续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国家统一时有统一的疆界，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有分裂时期的疆界；就是在统一时期的疆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伸有缩。也即是说，不同历史阶段的统一政权时期的疆域，就是当时中国的疆域；不同历史阶段由原统一时期疆域中分裂后形成的所有政权，包括不同民族所建政权或边疆与内地所建政权的疆域，都是当时中国的疆域。而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都是相对的，绝不是与今天疆域一致的绝对统一^[11]；统一和分裂又是互相渗透，统一之中也可以出现小的、暂时的分裂割据（如明时北方的蒙古、瓦剌等），分裂之中也有局部的统一（如南北朝等）。

具体来讲，秦、汉时期，秦、汉政权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北面的匈奴政权是与当时的中国（秦、汉）对立的国家。只有在南匈奴降汉后，这部分匈奴人及其所居的漠南地区才属于当时的中国。到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设西域都护府，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从此，西域地区归于历史上中国的版图。此外，秦、汉时期还管辖了一部分今天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这些地区在当时应属中国的一部分。

东汉之后，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分裂时期，此三国均从东汉政权中分裂出来，应为分裂时期的中国政权。其中曹魏曾管辖到西域地区（范围与汉时不完全相同）。以后，西晋有过很短时间的统一，接着又开始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各民族所建的政权，凡是曾属秦、汉、西晋及魏、蜀、吴等中国政权管辖范围内的，均应为当时的中国政权。它们管辖的地区，也为当时中国的疆域。(www.xing528.com)

如十六国时鲜卑族所建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匈奴族所建之前赵（汉）、夏、北凉，羯胡所建的后赵，氐族所建的前秦、后凉，羌族所建之后秦，汉族所建的前凉、西凉、北燕、东晋，敕勒（丁零）族所建之翟魏等。南北朝局部统一时期，北方鲜卑族所建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南方汉族所建宋、齐、梁、陈等。此外，还有在西域地区的乌孙、悦般等。漠北的柔然，曾一度臣属于北魏，但北魏并未在漠北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我们可以把柔然视为北魏属国。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隋的北面和原属中国的西域地区为新兴起的突厥所据，583年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其中有一部分突厥人投隋，为隋所统治。隋又灭据青海、甘南等地的吐谷浑，设置郡县，青海大部归入中国版图。隋灭唐兴，重新建立大的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唐朝时先后击灭东、西突厥及东北边的契丹、室韦、靺鞨等，并设立郡县，从此漠北及东北边等地纳入中国版图。仅西南藏族所建吐蕃政权，虽与唐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曾占据了唐朝所属河陇及西域等地，在当时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

唐亡后，中国又形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凡原在唐疆域内各族所建政权，均为当时中国的一部分。北宋时，中国形成了局部的统一，但北方的辽、西夏及河西、西域等地的政权，均应视为由唐分裂后形成的中国割据或地方政权。南宋、辽、金、西夏、西域等地政权也应视为分裂时期中国各政权。

元朝重新统一中国并有所发展，其中西藏地方归入中国版图。元灭后所建的明代，虽然其疆域远不如元，但也应算作当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元朝分裂出的还有西域诸政权及漠北的蒙古、瓦剌等，当时也应算由元朝分裂后的中国地方政权。到清乾隆时，近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近代中国的疆域也正式形成。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边疆地区有一部分为外国资本主义所侵占，但基本上与今天中国的疆域大致相同。

只有按上述观点来认识中国古代疆域，才能真实地反映古代中国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发展的情况，反映出古代中国疆域时大时小，有伸有缩，而总的发展是由小到大的发展趋势。如此，方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统一，也有分裂，统一与分裂相互转化，构成了古代中国有连续性的历史，而从未中断；也能正确解释不在今天或清代疆域内，而在古代中国某一时期属于中国疆域内的朝鲜、越南部分地区；也能正确阐释为什么不能以汉族所建中原政权的疆域来代替古代中国的疆域，因为统一政权中有蒙古族所建元朝、满族所建清朝，这是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和定型时期，至于分裂时期，由汉族之外的古代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及其疆域）那就更多了；也能正确阐释边疆民族地区，如今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在何时纳入古代统一政权疆域内，以后有分有合，而最终于清初仍在统一的中国疆域之内，成为近代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

有了古代中国的疆域，才有疆域内的边疆。关于“边疆”（英文对应词一般是frontier或borderland等近义词）一词概念和含义的认识，近现代以来，中外学者从不同学科或角度讨论颇多，但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12]事实上，“边疆”一词有历史、政治（包括法律）、地理生态、文化（包括宗教）、民族等丰富的内涵，且受到近代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发展相关理论的影响而日益明晰化和概念化。但是，在如此丰富的内涵中，构成“边疆”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只有两个，那就是政治和地域两大因素。众所周知，所谓“边疆”是指国家（包括历史上所建国家，拉铁摩尔称为“社会共同体”）疆域中远离中心的“边境之地”；或是“靠近国界的领土”“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或云离京师较远的领地，较远靠近国境的地区及地带等。这是中国一般辞书对“边疆”一词最直接的释义，是属于国家政治体制、治理等政治范畴。既然是边境之地，因此，边疆系指国家一个特定的“地域”，故边疆又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概念。在这一特定的地域内，有与域外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有不同地理生态、经济结构、文化和民族等等内涵。因此，研究边疆问题，如果背离了上述的两大因素，就无所谓“边疆研究”。

然而，欧洲诸国与美国的学者对“边疆”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或称之为“范式”）各有不同，与中国也不相同。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C.Perdue）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18世纪（清代初期）中国的边疆管辖的论文中说：“‘边疆’一词有多种内涵，然而却有两个基本的分析传统：一个是欧洲传统，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固定边界的产生（如法国边疆）；另一个为北美传统，意指多元文化互动下的广阔地区。现代汉语中的边疆一词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边’指地区方位，‘疆’意指隔离的边界”。^[13]而中国学者张世明将西方边疆理论的话语范式建构为“自然疆界论”“科学疆界论”和“相互边疆论”，并对三种建构作了详细论述，指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是属于“相互边疆论”的范式建构的。^[14]由此可知，在对“边疆”一词的含义和认知上，中国与欧洲、北美等国在话语（语境）上是有差异的。中国的“边疆”一词，如前所述，强调的是国家政治管辖的部分“疆域”和“边境”的地区（地区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