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构筑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本文首先进入引言部分。这里用了“‘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建构”作为标题。笔者的考虑是这样的：直到17世纪，欧洲和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在此之前，谈到“中国”，谈到“遥远的东方”，欧洲人对于我们总是有一个非常遥远的，甚至是非常模糊的帝国的形象。当然，在这些形象的建构当中，主要是一些旅行家、传教士对于中国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一种个人化的记述。

这里选择了以下几个代表。首先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4年多到达了中国。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了当时中国的很多古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当他返回国内之后，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被俘之后，他在狱中口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由他的狱友鲁斯蒂谦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游记》当中，记录了马可·波罗认为的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对之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还有对于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现在东西方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暂且撇开这些，马可·波罗毕竟作为第一个比较完整地记录关于中国的见闻的欧洲人，是值得一提的。这是我选择的第一个代表。

第二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利玛窦了。利玛窦在1601年来到了北京。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欧洲传教士。同时也是比较早或者说第一个去仔细研读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典籍的传教士。提到利玛窦，我们知道近代之后的“西学东渐”，其实早期的“东学西渐”，利玛窦是功不可没的。在对中国的表述上，利玛窦用了这样的话语：“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最后利玛窦死后也葬在了中国。

第三个是汤若望。汤若望在1623年到达北京。他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到康熙朝的时候，他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关于汤若望，可能要强调的是他把很多有关西方的科技、天文、历法，还有武器制作的方法带到中国来。汤若望死后也葬在了利玛窦的旁边。(www.xing528.com)

接下来要讲的一个转折是乔治·马戛尔尼。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以替乾隆祝寿的名义带着英国使团到达北京，他们的愿望是非常直接的，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的市场。而这个时候我们回溯到世界史的话，其实是源于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对于市场的渴求。但是结果却无功而返。在经过一番极尽所能的热情款待之后，他们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开埠通商的结果。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中国因此丧失了第一次可以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融入世界，进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的机会。马戛尔尼对中国的记录，却和前面有了比较大的差别。一方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这个记录表现了当时外国人来之后，发现我们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我们可以不断地把这些最好的东西提供给你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和前面有一些差别的就是“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到这个阶段，笔者个人觉得是一个转折，就是中国形象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后，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如我们熟悉的孟德斯鸠、黑格尔，甚至是维克多·雨果，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转向批判的，甚至是负面的形象。

笔者为什么用了“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建构？因为到17世纪以后，中国与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潮。在欧洲出现了对中国前所未有的热情，所谓China，以及中国的器物，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思想，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时尚。甚至中国成为许多欧洲思想家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理想社会想象。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中国热”对于欧洲社会文化的变迁曾经产生过持续的影响。笔者节选了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位外国人物对中国的这种乌托邦式的一种形象建构的表述。我们知道，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他被称为“欧洲的良心”，他强调“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还有德国著名的思想家莱布尼茨强调：“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英国史学家李约瑟，他强调：“在18世纪时，欧洲对于中国文明虽然了解很不全面，但却常常把它当做典范。”尽管有马戛尔尼他们的一个转折，但是实际上在18世纪时，之前整个中国对于欧洲，是一种遥远的、模糊的、乌托邦式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