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问题

西方曾有一场深刻的环境保护运动，要求告别人类中心主义，而以自然生态为核心，提出了走向生态时代的问题，这与当今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是基本同向的，但是中西方文明所走的路并不相同，尽管也许是殊途同归的。

在西方，生态时代因直面工业时代而出现，这是因为，工业时代的人们只知战胜自然，进而去统治自然和控制自然，却不知道人本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共同进化的共生关系。在工业时代，自然只具有为人类所利用的工具价值，而在生态时代，自然才具有了属于自身的内在价值，所以就要颠覆所谓的人类中心和人类主义，转而支持一种生物中心和生态中心主义。

这场环境保护运动的内在思想转折，就在于从开发和掌控自然，转向恢复和管理自然。西方人自认，工业时代的欧美人具有一种英雄个人主义，但如今更要具有的是一种生态意识。然而问题是，这样做就是唯一正确的路吗？中国要走的生态文明之路如何与之殊途同归？

中国生态文明是从农业文明经过短暂的工业时代而逐渐形成的，与欧美社会处于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所以曾提出“绿色GDP”的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小约翰·柯布院士认为，中国可以跨越西方走出工业时代的间接模式，从而直接走出一条自己的生态之路。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农业文明当中，重新整合出一种返本开新的生态智慧，而无须像西方社会那般以生态中心作为人类中心的对立面，要实现生态为本，就要彻底抛弃人类本位。事实证明，这种绝对的生态或自然中心论并不适度，也没有彻底实现的可能。因为在工业文明之后，整个地球就已经被更广泛地人化了，连喜马拉雅山顶都覆盖上了酸雨，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危险当然就出现在这里，2015年笔者赴加州克莱蒙参加第9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当时就感受到数千位生态界人士忧心忡忡：因为地球的生态破坏是难以逆转的，海洋的酸度上升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欧洲绘画中所见的由定点透视而生的“竖起来的自然”与中国传统绘画中所见的“横出去的自然”的空间取向刚好相反，中国传统山水画随着长卷从右至左徐徐展开，视点也慢慢地游移，形成了面对“散点透视”的“游观”。

的确，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使环境遭到污染，地球遭到破坏，这要引起警惕，加以避免，但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则是一种乌托邦，也走不通。真正的可行之路，恰恰是中国农业文明给出的，那就是走一条人与自然的均衡发展之路。

人类真正的大规模破坏自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认为，就是始于新石器及其更晚时代的刀耕火种。刀耕火种作为能迅速满足人类生存需求并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方式，使得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焚烧而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人类在无意之中已经开始改变全球气候。众所周知，以林木燃烧后的灰作为农作物肥料的方式，乃是一种非常低产的方式，资源穷尽后就只能再寻找下一片树林进行焚烧种植。随着这种技术的普及和扩大，能够以食物养活更多的人口，但是悖论又出现了，人口的增多，势必要烧毁更大面积的森林，而通常每次烧毁的森林面积是种植面积的五倍甚至更多。

回眸观之，人与地球的关系是曲线前行的，人“盘剥”地球并不是呈现出由低向高的直线发展。一百五十年前的工业革命，乃是这个曲线突然变直的原因，因为越来越大规模地使用化学燃料后，二氧化碳急剧增多，导致了新一轮的气候变暖，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当中。

这种自然退化，当然是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恶果，但是未来能走的路，并不是人类主动或被动退出自然，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就是中国农业文明智慧所带来的启示：因为中原地区经过几千年来的耕作，基本上都已成为熟土了，在此已经人化的自然基础上，人与自然如何平衡、相生、共化，才是人类未来在地球上得以延续的大智慧！

雾霾围城，必有缘起，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雾霾问题主要是人为造成的，不能脱离人而思考雾霾治理。面对雾霾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人化自然”的视角，思考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

顺便说一句：我呼吁，请将“呼吸权”列为人类的基本权利，属于基本的生存权，而且，呼吸权几乎是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更是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权利。其实，呼吸新鲜空气，起码是无毒空气的权利，本应是国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要归还人们呼吸的权利，强烈建议将呼吸权列为基本人权，否则人们的利益仍得不到根本权利上的保护。

这种呼吸权的回归，到底谁应承担责任？这里关系到生产方式的改变、消费方式的改变，还有分配方式的改变，但最终都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人类要从自我做出改变，那就要从生活做起。

雾霾到底是一个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根据科学研究，霾作为一种天气现象，如果它是自然灾害，它一定有“气象因素”，有“孕灾环境”，以及“承灾体”也就是受灾的主体，但前两个方面决定了，如今的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我们所直面的霾，既不是由极端气象引发的跨地区时段的“尘雾”，也不是同样由极端气象引起的跨时空的“雾霾”，而是由人工污染外加不利气象条件合成的“城市灰霾”。造成这种灰霾的气象因素并不来自所谓的极端气象，无论是局域尘雾还是局域雾霾，其“孕灾环境”都是自然而非人工的，当然承灾体皆为生活在霾中的人们了。

我们就此追问，这种人工化的霾，到底是不是一种“天人合一”？如果这是由人祸引发的天灾，是不是也是一种“消极的天人合一”？或者说，这是一种“人天合一”，人祸在先而天灾在后？如此看来，原本只被视为积极的天人合一，究竟是天人相合，还是人天相悖？这就涉及“人化自然”的关系。我想起《论语·阳货》里面讲：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实际上，孔夫子的自然观，还是比较朴素的，夫子所见的“天”，恐怕并没有被后代赋予的那种“性命天道”的高蹈而明确的含义。那么，这个“天何言哉”到底在说什么？

人与自然的本然合一，这恰是继承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大智慧。

第一点，天自己不说，它有自身的大自然的规律，遵循自然本身的运作与循环，正如许多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再生来解决一样，与儒家异曲同工的是，道家智慧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庄子在《知北游》中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不言、四时不议、万物也不说。从老子的视野开始，道就遵循“逝”“远”“返”的循环规律。(www.xing528.com)

第二点，天不言，人要言！这背后的意思还有：但人不能言说天。这就需要人有一种敬天与畏天之情。所谓敬与畏，其实就是一种对天地自然的尊重。这种“敬畏之情”在儒道智慧那里皆有，但还远远不够，这就涉及第三点，更深层的意思，在畏天的基础上，到底有没有“顺天”——人顺遂天命的意思？有没有“亲天”——人与天相亲和的意思？自强不息的儒家，不仅强调“赞天地之化育”，更重要的是作为，人“与天地参”的这个“参”，既有顺天而为的意味，也有改变自然的意图，这才是中国儒家对待自然的本源智慧。

所以说，中国儒家智慧的主流应该是，强调人对自然的适度介入。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始终强调一种审美的“度”或者“度”的美学，这就是来自儒家的中庸智慧。

一方面，人类要使自然得以人化，而非如今欧美生态主义者那般寻求“去人类”的立场，寻求绝对彻底的荒野意识，似乎自然无须人类一点点触碰，事实证明只要人在，自然就在被改造。但另一方面，人类介入自然的深度，一定要有个“限度”，人类在自然人化过程中要对自我有所节制，但是这个节制绝不是退出，就像道家所谓“无为”也不是“不为”一样，儒家的自然观的实质为“适度的自然人化”或者“人化自然的适度化”。

在人与天地通、人与天地亲的过程当中，儒家实乃强调用“情”的。由此，我想到了王夫之所论的“贞情”，或者情之“贞”。情与天地万物本是息息相关的，王夫之曾论：“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更重要的是，王夫之又强调：“人之有情有欲，亦莫非天理之宜然者！”这就意味着，人之情如得于“天”而具于“心”，那“天理”便不会排斥人情；反过来，如息情灭欲，那么也就是违反“天理”了，从而拒绝承认人所本有的天地自然之情了。

这就要看到，人化自然的限度到底在哪里？既然尊天法地，那就不是灭欲，也不是息情，那就要承认人对自然的适度融入。尽管自然还是需要人化的，但是那个深度到底在哪里，这需要人类使用“度”的智慧。中国环境史与气象史，到如今都产生了急剧的转变，我们中国已从历史上的“大象的退却”，转到如今“土地的退却”，再到“好空气的退却”，自然过度人化所造成的危机越来越显见，这是亟须警惕与亟待应对的。

我想其中非常有趣的，就是关于“环境伦理”的一个争辩。因为这确实涉及中国和西方的差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特别强调：我们的整个环境视野应该回到荒野，我们应该重新回归大地的荒野来定位环境伦理。然而，这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虽然青藏高原有大量荒野存在，但在中原地区，经过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早已是“熟土”了，中国人和天地自然形成了一种深入性的、介入性的关系。

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但我们已经工业化了，乃至后工业化了，假如我们要回到儒家智慧、回到农业文明智慧，那该怎么办？这里面就有“人化自然”的深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一个工业化环境中如何回到中国的那种传统的人和土地的关系中。正如另一个环境学家阿利森·海耶斯-康洛伊（Allison Hayes-Conroy）在《重新连接与大地的生活》一书中所认为的：回归大地很重要的就是，农业的整体性还在不在？^[97]这就像段义孚先生所讲的“恋地情结”，他们特别强调我们对土地的那种依恋、对生活环境的依赖以及大地对我们的反哺。那么，如今身处这个时代，这个农业的整体性还在不在？

其实在当下中国，这个农业的整体性正在逐渐衰退，随着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之后，这个整体性已经慢慢被消解了。在这个条件下，怎么再把农业文明的智慧拿回来，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工业文明来临之后，我们如何面对已经“人化”的自然呢？

其中特别要反对的就是，西方人主张自然和文化的二分法，段义孚先生在《逃避主义》中特别讲了二分法的缺憾，我觉得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论证。他之所以在西方地理学界有这么高的地位，也在于他反对西方这种二分法，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西方从反人类中心开始，不管是持一种弱人类中心的立场，还是持一种彻底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盲区，那就是人到底怎样和自然寻求一个新的融合？

为什么要回到“天何言哉”、回到儒家的那种生态智慧？一方面，我们要介入自然；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让自然本身去运作，这里面的“度”，究竟该怎么把握？

以华夏自然审美的例证来说明：进入南北朝时代，中国人爱梅赏梅已成风尚，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折梅赠友”的习俗。陆凯的《赠范晔》就说：“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将一枝梅花折下来，送给亲朋好友，就是赠送了“一枝”春天，这是极富诗意之事！

如果按照西方环境美学的意见，这种折梅之事，本身就是对自然的戕害，因为你让花枝脱离了自然。有趣的是，西方传统的静物画在画花枝的时候，往往就把花枝折断放到台上去“写生”，但是中国人画一枝花，就是让花开放在枝头。中国文人的写生其实是“写活”，而西方画匠的写生则是“画死”。中国人折梅就是把梅花带入人类的生活世界，不仅自己欣赏，自美其美，而且赠与同道，美美与共，这就是一种对自然的适度“剪裁”，而不是彻底伤害了自然，与此同时，一枝梅花作为美丽的信物，更承载着人文化的符号内蕴。

如今，还有一种极端方式来加强对梅花的审美，那就是所谓的“砍梅”。2021年在苏州寒山寺举办的“中西哲学与文化中的自然、荒野与审美”工作坊会议中，有一位养梅的朋友告诉了我这种技法。那就是将一株梅树从头进行砍伐，有时几乎砍到了根部，这样的梅树开始出现枯萎状，然后继续生长而成“一枯一荣”的样态。的确，中国山水画特别喜欢这种枯荣参差的节奏，一棵繁茂的树边常有另一棵枯萎的树陪伴，但是如此为了人的一己之欢而对梅树大动干戈，我觉得就过分了，失去了审美的“度”，因为这种审美是建基在对梅树的巨大伤害之上的。

如今全球步入所谓“后疫情时代”，中国人正在以一种“合情合理”的智慧来应对社会变化。^[98]疫情下的地球生态产生了何种变化？当人们曾聚集的街道开始冷清、度假胜地的游人寥寥可数之际，大自然却发生了神奇的改变。在抗疫封锁一年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超过6%，这是多年来记录上最大的降幅。空气更清新，水质更干净，动物的繁衍生息也超过了人类的预期。于是，各种野生动物更多地进入人类疆域，就连极地的企鹅与热带的金钱豹都“进城”了。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自然界会变得怎样？通过模拟实验，仅在封锁几小时之后，全球噪音就减少了70%，鸟叫声又占据了“自然之声”的主宰。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印度在封锁仅仅十二天后，出现了令人震撼的美丽景象：远在天际的那一抹喜马拉雅山脉，突然就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城里看到喜马拉雅山脉上的雪盖，而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景象则是在三十年前！

最终，面对生态失衡，我们要呼吁——提倡生活方式的改变！提倡中国人的新的生活运动，走向一种“新简朴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健康和精致的生活姿态，它既是健康的，也是可持续的。同时，这种生活方式，是要诉诸美学的，我们要形成一种“自然审美化”与“审美自然化”的生活方式。自然需要保护，“美自然”更值得保护。

[97]Allison Hayes-Conroy, Reconnecting Lives to the Land: An Agenda for Critical Dialogue,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5.

[98]刘悦笛：《情理合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