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薛瑄理学核心:复性论与道统观

薛瑄理学核心:复性论与道统观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复性论是薛瑄理学的核心。同样地,要了解薛瑄的复性论必须依据《读书录》和《读书续录》。薛瑄的复性论和其道统观是相辅相成的,本文之后会对此进一步加以论述。作为薛瑄理学的“宗旨”,复性论自然是其晚年心得。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其学生的理解,或通过对《读书录》的细读,都不难得到“复性论”在中年薛瑄的思想中尚未成型的结论,遑论成为其为学教人的宗旨。薛瑄对“复”和“性”的讨论在《续录》中是明显而具体的。

薛瑄理学核心:复性论与道统观

复性论是薛瑄理学的核心。同样地,要了解薛瑄的复性论必须依据《读书录》和《读书续录》。而二录同样反映出薛瑄理学的发展轨迹,可作为在研究薛瑄思想时应该将二录个别分析之另一例证。薛瑄的复性论和其道统观是相辅相成的,本文之后会对此进一步加以论述。作为薛瑄理学的“宗旨”,复性论自然是其晚年心得。其弟子阎禹锡在《行状》中如是记述老师的第一次退隐:

家居七年,闭门不出,虽邻里罕得窥其面。江西、陕西诸省弟子来学者百有余人。先生拳拳诲以从事小学以及大学,由洒扫应对以至于精义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经以求其道;不事语言文学,而必责诸躬行之实效。问及科举之学,则默然不对。[28]

由此可见在薛瑄第一次退隐之后,其教人的内容基本上是宋儒旧法,尚未发展出自己的独见。但是在他晚年第二次退隐时,则明确以“复性为教”。[29]薛瑄理学以“复性”为宗旨,基本上也是明人的共识。[30]那么复性论在《读书录》中有无踪影呢?答案是否定的。《读书录》中多次出现对“性”的讨论,但往往是作为“气”的对立面被提及的。“性”是太极,也是理;而“气”则为恶之所由出。[31]仅有一处可以同时见到“复”与“性”:

圣贤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复其性而已。而后之学者读圣贤之书,但资以为词章之用,利禄之阶;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圣贤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32]

纵观《读书录》全书,上引一则是孤立的,而且即使单独言之,其重点除了表示人的复性的重要性,更可以将之理解为薛瑄对后来学者读书只为逐利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在宋明理学家中又属老生常谈,是司空见惯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其学生的理解,或通过对《读书录》的细读,都不难得到“复性论”在中年薛瑄的思想中尚未成型的结论,遑论成为其为学教人的宗旨。

薛瑄对“复”和“性”的讨论在《续录》中是明显而具体的。而诸如“今早读书,得一‘性’字”“读书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中夜因思:天赋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惧哉!”和“吾得性之善,念念不忘”等自得体验的悟道式短语,更能反映出薛瑄晚年修身和为学之鹄的。[33]

在薛瑄的理学思想中,道是“圣人‘性之’而无不尽,贤者‘复之’而求其至,凡民则‘日用而不知’也”;换言之,“‘性之’者圣人也,‘复之’者贤人也,百姓则‘日用而不知’矣”[34]。“复性”是后儒的成圣之道,亦即理学家共同的追求。毕竟“尽性者圣人,复性者贤人、至于圣人。圣人相传之道,不过于此。”[35]总之“千古圣贤教人之法,只欲人复其性而已”[36]。而“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37]。最终“求复仁义礼智之性,即是道学”[38]。据载薛瑄临终前有诗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这也正是他一身理学修为的明证。[39]

从《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中得出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是平行发展,而且到晚年方臻至成熟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薛瑄“道统观”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异于南方理学家除了因为他本身的为学经历外,也和明初北方的学术环境有关。那么,作为薛瑄理学核心而且同样成熟于晚年的“复性论”,和“道统观”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本文多次强调薛瑄的“道统观”和明初北方儒者给自己在理学传统中定位的心理和理论需要互为表里。其“道统观”允许后代儒者在没有师承背景下,通过掌握宋儒文字中的“道”,即可掌握“天命之性”,并同时也继承了理学的道统。而“复性论”就是对这个“天命之性”的掌握之理学描述。后代贤人儒者既然可以,也应该“复”这个“性”,那么他们自然也可以无需师承,完全从宋儒文字中自得之。本文并不是主张薛瑄的理学宗旨完全且单纯地是为其“道统观”服务的。只是,两者在薛瑄的思想体系中显然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同时成熟于薛瑄晚年退隐里居之后。

薛瑄思想体系中的“道统观”和“复性论”对后来河东学派发展的模式,以及所面对的局限,都有深远的影响。例如薛瑄因为对师承的怀疑,所以虽然讲学但不兴建书院;相反地,他寄望官学体系可以完成朝廷育才和理学家传承正学的结合。这一倾向和同时期南方儒者的选择比较,实可谓“南辕北辙”。[40]但是因为文章主题和篇幅的关系,对此就无法深入分析了。

(原载《明清史集刊》2007年第9卷,第49-61页)

[1]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卷,第1a页。

[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13-18页;陈祖武:《中国学案史》,第59页;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第26页;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364页;Koh Khee Heong,“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A Study of Xue Xuan(1389—1464)and the Hedong School”(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6),pp.38-39.

[3]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6页。陈荣捷先生也曾经呼吁学者注意包括薛瑄在内的明初四位儒者对朱熹思想的改造,和他们对明代理学发展的影响。见Chan Wing-tsit,“The Ch’eng-Chu School of Early Ming”,in Wm.Theodore de Bary 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29-51。

[4]赵北耀:《薛瑄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第4-5、263-265页。

[5]例如: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6-7、128-220页;谷方:《论薛瑄哲学的基本特征》,《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15-21、59页;郭润伟:《薛瑄和程朱道学的终结》,《晋阳学刊》1988年第5期,第58-62页;郭润伟:《薛瑄理学的宗旨》,《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65-67页;姜国柱:《薛瑄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62-69页;李元庆:《薛瑄决非仅仅“恪守宋人矩矱”的理学家:对黄宗羲一条断语的辨析》,《运城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第1-7、13页;蒙培元:《薛瑄哲学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演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73-78页;宁志荣:《略论薛瑄的理气观》,《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74-77页;魏宗禹:《薛瑄思想特点三论》,《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59-64页;杨宗礼:《薛瑄对朱熹哲学最高范畴“理”的改造》,《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54-59页;赵北耀:《薛瑄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60-61页;周庆义:《薛瑄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晋阳学刊》1988年第4期,第76-80页。

[6]Koh Khee Heong,“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A Study of Xue Xuan(1389—1464)and the Hedong School”(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6),pp.44-55.

[7]“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世宗实录》,《明实录》,第235卷,第4806-4807页。

[8]阎禹锡:《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薛瑄全集》,第1611-1618页。

[9]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026页。

[10]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026-1027页。

[11]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027页。

[12]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027页。

[13]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027页。

[14]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143页。

[15]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222页。(www.xing528.com)

[16]Koh Khee Heong,“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A Study of Xue Xuan(1389—1464)and the Hedong School”(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6),Chapter 1-3.

[17]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第1066页。

[18]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342、1483页。

[19]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12页。

[20]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377-1378页。

[21]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29页。

[22]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334、1342页。

[23]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10、1423、1464、1472页。

[24]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47-1448、1474-1475页。

[25]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342、1445页。

[26]王盛:《薛文清公书院记》,《薛瑄全集》,第1655-1656页。

[27]Peter Bol,“The‘Localist Turn’and‘Local Identity’in Later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24,No.2(Dec.,2003),p.11.

[28]薛瑄:《薛瑄全集》,第1614页。

[29]薛瑄:《薛瑄全集》,第1617页。

[30]李贤:《薛公瑄神道碑铭》,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433页;《明儒学案》,第7卷,第3a页;张廷玉等:《明史》,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096页。

[31]薛瑄:《读书录》,第1054页。

[32]薛瑄:《读书录》,第1202页。

[33]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370、1406、1436、1449页。

[34]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306、1309页。

[35]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26页。

[36]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23页。

[37]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60页。

[38]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480页。

[39]杨鹤:《薛文清公年谱》,《薛瑄全集》,第1729页。另见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卷,第1a、3a页。

[40]Koh Khee Heong,“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A Study of Xue Xuan(1389—1464)and the Hedong School”(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6),pp.174-19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