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族与地方社会：薛瑄与李贤的奇特继承

那么，薛瑄个人在明初北方的特定环境下之“自振起”的学习经历和理学背景如何左右他对于理学传承的看法？这又对于河东学派的性质与发展起着什么影响？

在薛瑄的儒学思想系统中，有两个重要的命题，一个是他的“道统观”，一个是其理学思想的核心“复性论”。薛瑄的“道统观”允许后代儒者在没有师承背景下，通过掌握宋儒文字中的“道”，即可掌握“天命之性”，并同时也继承了理学的道统。这和明初北方儒者给自己在理学传统中定位的心理和理论需要是互为表里的。而薛瑄的“复性论”就是对这个“天命之性”的掌握之理学描述。换言之，对薛瑄而言，后代贤人儒者既然可以，也应该“复”这个“性”，那么他们自然也可以无需师承，完全从宋儒文字中自得之。笔者并不是主张薛瑄的理学宗旨完全且单纯地是为其“道统观”服务的。只是两者在薛瑄的思想体系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19]

明人对薛瑄的评价中说他“诚文行一致，学业大成之真儒也”[20]。在理学传承这个问题上，薛瑄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一致的。笔者觉得体现这一部分内容的有效方式之一，包括探索薛瑄和李贤两人之间的有趣关系。

李贤，河南邓州人，官至华盖殿大学士。一生虽然难逃物议，却无疑是英宗、宪宗时期之重臣。[21]后人在对李贤的评论中，鲜少提及其理学上的成就。但是他和明初理学大师薛瑄却有过一段准师生关系。方志资料上载李贤在1434年“奉使河东，因谒薛文清公，讲论弥月，归乃大肆力于学，脱然有悟”[22]。但是二人在学术上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薛瑄在那段时期内对于李贤的启发和激励。在1443年至1449年之间，薛瑄因为在大理寺少卿的职务上得罪王振（？—1449）而被削籍家居。李贤自问道：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学为务者，才见薛大理一人。盖其天资美处，某尝欲从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处世，直道见黜，已就闲矣。未知造诣何如也？[23]

李贤对薛瑄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其崇敬倒不是因为薛瑄的不畏强权，而是集中在薛瑄的理学成就上的。这自然和李贤早年在河东与薛瑄的直接接触有关。但是李贤说自己本想“从游”，即列于薛瑄门下为弟子，却因为公务的关系不能实现，这是否可信呢？李贤对薛瑄的推崇尚可见于其所撰之神道碑。其曰：

吾道正脉实由近世周、程、张、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呜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笃信之，则河东薛公其人也。[24]

而对于自己无缘真正成为薛瑄的入室弟子，李贤如是回忆：

宣德甲寅秋，予始识公于河津，知其造诣之深。自后仕途南北，弗获相从。有时同朝，亦各守职务。或有所疑，但手书质问而已。天顺初，公入内阁，予亦滥与其间。曾未数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难遇也如此。[25]

李贤始终将自己未入薛瑄门下解释为因为公务的关系，他也透露了自己和薛瑄通过书信往来问学一事。但是只要仔细阅读他们二人的书信，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李贤被薛瑄所拒的原因并不是两人因公务关系而各处南北，而是薛瑄认为在理学的学习和实践上，其实是不需要任何师生相承的。这就是本文所谓的薛瑄“自振起”的理学内涵。现存他们二人的2次往来共4封书信，分别收录于《薛瑄全集》和《古穰集》之中。李贤在书信中称薛瑄为“薛佥宪”，因此可以推论这2次交流发生在薛瑄提学山东之时，即1436年至1441年之间。换言之，就是发生在李贤于1434年见薛瑄于河津，以及薛瑄1443年削籍家居中间的一段往事。

用现代的话来说，李贤给薛瑄的第一封书信就像履历表外加申请书。在其《与薛佥宪书一》中，李贤首先反复说明对于有志于学的人而言，能不能遇见杰出的老师是至关重要的。他说：

尝窃以为，天下之士无不可与为善者。特以圣贤不世出而无有成就之者。孔子不出，则七十子终晦于当时；程子不出，则游杨诸公不显于后世。夫天下之士，如七十子、游杨诸公者，未尝无也。惟其不遇圣贤，故无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无大于此。

昔罗仲素闻杨中立得伊洛之学，遂不惮千里往学焉。既三日，惊汗浃背，曰：“几虚过一生。”使仲素当时不遇中立，未必能传其道，显名后世。呜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遇中立者多矣。固知虚过一生而莫由也已。其志可哀焉。

那么，这些道理和遗憾与薛瑄和李贤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李贤继续说道：

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于游杨诸公。意者，使得游于程子之门，虽不敢望游杨诸公，庶几于圣贤之道得闻万分之一，必不为程子所弃矣。岂至如此而已。虽然圣贤之生关乎气运。以今之世观之，气运可谓盛矣。而未有圣贤者出，岂方出而未显，亦虽有之而人不知；若曰有之，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显也。今天下之士有志于道学，方出而未显者，岂阁下其人欤。

某幼时务农，十八始入学。乏良师友，无所发明。在学七年，为有司催迫赴试，不幸而中。既而以公务至山西，得见阁下。议论渊源，心窃自喜。以为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

李贤显然认为只有从游于名师门下才有可能窥得理学之究竟。而这个名师就是他曾经有缘结识的薛瑄。那么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正式拜薛瑄为师。在提出要求前，李贤先引述孟子道：“孟子曰：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李贤继而感叹“呜呼！孟子之不为乡人亦明矣，而忧之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质，设使其心如孟子，则其忧当何由哉？”

所以李贤接着表示：

此某之所以大惧也。然虽愚昧，所择亦明。默观四方贤士大夫，其于道学见之明、求之切者，无如阁下。于是愿游其门，冀无虚过一生。惟阁下察此心，怜此志，引而进之。倘不见阻，自当质疑，不敢怠，不敢忽。[26]

李贤提出了拜师的要求，却为薛瑄所拒绝了。细读他们往来的书信不只是为了知道一个要求拜师、一个拒绝这么简单，而是要掌握李贤在要求从游薛瑄之门时所采用的劝说策略，更重要的是理解薛瑄拒绝的理由以及理由背后的意涵和其在明初儒学史上的意义。薛瑄如是总结了李贤的来信并发挥道：

辱书累数百言，大意以道学显晦见推为念。词志高远，迥出恒人所见。窃惟此道出于天而赋于人，全尽于圣贤。凡六经四书，以及周、程、张、朱之说，无非明此而已。号称儒士，而读圣贤之书者，曷尝不欲明是道、体是道、行是道、推是道于人哉？若读其书而舍其道，乃先儒“买椟还珠”之喻，非真读书者也。(www.xing528.com)

薛瑄接着和李贤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并自谦其理学修为不足为人道。更重要的是，他在拒绝李贤的同时，也点出了掌握理学的方法。他说：

瑄自少时，尝有志于此。非敢自谓能与是道也。但觉心之所存，言之所发，身之所履，小有违理，即一日若不能安其身。此盖出于道之不能自己者，岂敢借拟古人，而以道学自居哉？阁下过与，乃尔云云，徒使瑄抚己增愧耳。若以是声号于人，必且见怪见鄙，不斥之以为狂，即笑以为迂矣。深愿阁下不以云云者布于人也。

往年河汾之会，漫语及此，亦六经、孔、曾、思、孟、周、程、张、朱之书，世儒之所共读共谈者耳，非瑄之所独见也。阁下遽而云云，岂以瑄诚深于是哉？而今而后，更愿阁下以众人视瑄。或欲往来讲求是道，但当熟读凡圣贤之书，一字一义，灼见下落，而体之心、体之身，继之以勿怠，则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学皆为实理。虽不言道，而道即在是矣。[27]

所以在薛瑄看来，李贤根本无须从游门下。除了一段谦辞外，关键就在于圣贤之道具载在册，有志者自然可以读其书，然后验之于身心，付诸于实践。这其实正是薛瑄本身“自振起”的体验和领悟。所以薛瑄拒绝了李贤对于建立师徒关系的请求。

可是李贤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他在写给薛瑄的第二封书信中，不但再次提出拜师请求，甚至使用更大的篇幅来试图说服薛瑄。关于薛瑄回复中所点出的“造道之方”，李贤表示推崇却显然无法遵循，还是亟待于建立一种师承关系。他说道：

向者不揣无状，辄敢请教于左右。已而赧然恐惧待罪。不意阁下衿其愚昧，辱赐教墨，示以造道之方。于是敛衽起敬而披诵累日，不能释泊。阁下来京，幸欲相从，冀闻咳唾之音。奈拘于职务，未及再会而阁下行矣。付之怅然。

客套话说完之后，李贤开始从几个方面立论，无非反复论说有志于理学者，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是绝对需要列于名师门下才能有所得的。李贤先以薛瑄的话为切入点：

来喻谓“读书而不由其道，不免买椟还珠之敝”。仆初未之觉，已而留意，验之身心，开卷便觉与圣贤不相似，始大惭惧。乃知向日诵其书，解其义，未尝求是道，体之身心。真无用之糟粕耳。宜乎，于圣贤之道，无异于梦中冥冥茫茫，莫知所之？

来喻谓“但觉心身存履，少有违理，则一刻不能安其身”。若于道理不实见得，乌能如是？仆之所以愿承教者，亦求如是而已。

窃惟先儒论求道之方非一端，至言立身进步之要，独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及言所以用力之方，则以《中庸》“戒谨恐惧”为持敬之本，《大学》“格物致知”为明义之端。此圣贤造道的实紧切工夫。有志于学者，舍此无所用其力也。

为什么非要师承？李贤接着说：“然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若中人以下之资，安能自振拔邪？必得师友朝夕讲明，相亲而善。如此琢磨十数年后，万一可望。”李贤对自身不能“自振”而需要投入师门的说法，正点出了薛瑄本身“自振起”的特质，以及他们两人在追求圣贤之道上的根本分歧。

李贤继而引用《孟子》中学齐语的比喻进一步说明师生授受的重要性。其谓：“嗟夫！欲学齐语，一齐人教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求之不可得。况于楚咻之中无一齐人之教，而求齐语得乎？仆之所行有类于是。”而李贤自身还有其他缺点阻碍自身的“自振”。他说自己“且志又不能胜气。每于经书，读未终篇，已欠伸思睡。纵强之不克，是以一暴十寒，卒无次第。望于道理有豁然贯通处，何由得哉？”李贤进一步自剖以试图感动薛瑄：“然忠孝大节固不敢亏。惟圣贤细腻工夫、精义妙理，见于行己接物之际，决不能到。非敢自弃也，素无涵养思索讲明之功，实理不能得之于心故耳。然非不知为己、为人、为义、为利之分。凡有动作，欲体为己为义之真，但不能灼见，辨之不精，毫厘少差，忽不自知，已坠于为人为利之域矣。此仆之所以凛凛也。敢不就有道而正之？”最后，李贤希望以先儒典范打动薛瑄，并再次提出拜师的请求：

所贵乎君子者，以其能成己成物也。古之先儒，莫不惓惓，欲接引成就。人不追既往，不逆将来，以是心至，斯受之耳？望阁下以是存心，启迪来学。若夫人之斥笑，乃世俗常态，非所恐也。

来喻所谓“熟读圣贤诸书，一字一义，灼见下落，体之身心，继以勿怠”。自今以往，敢不服膺。仆之所以愿游其门，不肯他适者，以阁下见道分明故也。伏惟察其志而教之，幸甚。[28]

薛瑄回复给李贤的书信也不含糊，总的来说是拒绝李贤的请求，而主要的原因就是薛瑄反复强调李贤自己也可以进入理学堂奥，根本无须师承。在简单地重温他们以前的交流后，薛瑄指出李贤的来信“首论居敬穷理之功，次喻所得之大，终及省察之要、义利之分，而谦谦又若不敢与斯者，益见足下所志者，皆古人之志；所求者，皆古人之道；与汲汲于寻常之所争者，相去百千等矣。第书旨宏博，未易了悉，谨取其中三四条，奉答于右，伏惟择焉”。而薛瑄接下来所言，既是对李贤的鼓励，亦是薛瑄本身对于追寻圣贤之道的方法陈述：

是道之大，原于天，具于人心，散于万事万物，非格物致知，则不能明其理。故《大学》之教，以是二者居八条目之首。然非此心大假虚明宁静，则昏昧放逸，又无以为格物致知之本。程夫子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穷理，交互用力，以进于道也。足下论为学之道，首及于此，诚得程夫子教人之要旨矣。又能寻此而进焉，他日所至，其可量乎？

足下又谓“忠孝大节，固不敢亏，圣贤细腻工夫，决不能到”。乃足下自谦之辞耳。朱夫子有言“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是则大节固所当尽，而细腻功夫，或者亦不可不勉也。

足下又谓“动作毫厘小差，忽不知坠于为利之域矣”。足下省察工夫，至此已极为亲切。更加以精辩持守之力，必能为己而不为人，为义而不为利也。

薛瑄最后勉励李贤“惟足下气清而才敏，识高而志笃。切切焉，恒以是道、是知、是行、是相讲磨为务。所谓汲汲于寻常之所争，无以于其中。譬之入海者，既识江河之正道，又得舟楫之利器，循焉而不已，其至也不难矣”。换言之，圣贤之“道路”为李贤所知，只要躬行实践，必能有所得于是道。这条路原就为所有有志振起的士人而存在，根本无须从游于他人。毕竟“孟子所谓‘豪杰之才’，朱子所谓‘百世之下，神会而心得’者，百千年间，岂无其人乎？非瑄所敢知也”。薛瑄接着倒过来表示是自己受益于和李贤的交流以绝其心。而李贤始终未能如愿拜师，只是获赠若干诗篇。[29]

薛瑄和李贤的往来是为人所知的。所以当三杨无法说服薛瑄前去拜谢王振时，他们便转而让李贤前去劝说，因为他们清楚两人的关系密切。[30]明中叶以后，王世贞（1526—1590）甚至还误以为两人真的是师徒关系。他在其《弇山堂别集》中的《师弟同居内阁》一则中称“李文达贤，以吏书学士入内阁；而薛文清瑄，以礼侍学士继之。李公，薛公之讲学门人也”[31]。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薛瑄始终没有接纳李贤为门下弟子。核心的原因是：薛瑄因自己的理学是自得自任自振，所以他希望有志于此的士人也能如此；而且他对学派师承也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