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公羊传》中的西周与东周

《公羊傳》“西周”之詞，首見於魯昭公二十二年（前520）發傳中，《春秋》經文云：“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公羊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7]四年後，魯昭公二十六年（前516），《春秋》經文云：“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8]由此可知，《公羊傳》中的“西周/東周”之詞，係針對《春秋》經文中的“王城”與“成周”而發的，将原是京師的王城釋爲西周，又将周敬王所居所立的新京師成周釋爲東周；不稱周而稱西周、東周，其書其筆其釋必有特殊性與深義。《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經書所言的“王室亂”，正是從周景王崩後開始的。因爲周王室諸公子争立，臣下各擁其主，所以导致王室分裂。分裂的雙方皆企圖擁有合法性，名號、所居皆然，洛域王畿兩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古城王城與成周，便成爲分裂的雙方擇定京師的首選。《公羊傳》的語境中，實欲賦予某一方爲正統却皆不稱周，而稱西周、東周，何以如此？《公羊傳》爲何要用“二周”之詞來釋經文？王室亂局下的背景必與此有關。無論是《春秋》經文中的“王城”與“成周”，還是《公羊》傳文中的“西周”與“東周”，作爲首出文本的指向，都與上節周史分期觀框架下的“二周”語言無涉。《公羊傳》發義“二周”釋詞，乃是《春秋》學域内的釋經之傳辭。

從《春秋》經文而言，周景王崩後的首位書“王”者，乃是王子猛，此即經書中所言的“王猛居於皇”，“王猛入於王城”。其旋即在王城中去世，經文書“卒”，但難掩“王猛”特筆。相較於另一對立者王子朝，《春秋》經文不書“王朝”，不啻已承認“王猛”曖昧的繼位性；同時，子猛同母弟子丐，在子猛卒後繼立，作爲諸侯承認的正統繼位者周敬王，給予其兄子猛“周悼王”的謚號，已見《公羊》傳文“西周”“東周”两詞所本，“釋統”之義示现。值得注意的是，景王生前所中意的太子人選并不是王子猛，也不是王子丐，反而是其對手集團所擁立的另一公子王子朝。是故，景王崩後的王室分裂，早在景王生前已種下其因。因爲景王生前未能完成立子朝爲太子事，所以导致身後骨肉争王。《春秋》經文特書“王室亂”一詞，這是少見的重貶之筆，足見此一王室分裂事件在《春秋》執筆者心目中的分量。

分裂之初，子朝依憑景王遺願光環，擁立者衆，本具優勢；子猛則勢力單薄，遂被對手趕出王城，先是居於皇，受大臣劉子、單子擁立，在彼等支持下，再度返回王城，經文書此爲“入”。王猛再返王城後，《公羊傳》給予的解釋之詞，已經不再是“周”，而是“西周”。何休的《解詁》認爲經文書“王室亂”的起因，便是子猛有稱王之圖。何休的判斷不無理趣：景王崩後，唯王子朝最具繼位之可能，此由其聲勢便可看出；子猛意圖稱王，擁立者僅爲劉子、單子二氏，言“亂”自王子猛而起，从景王初崩後的形勢而言，似亦可成立。看待子朝歷史的定位評價，可以從子朝最後的失衆與失敗來倒叙，也可從其初立時的擁者衆來判斷。《公羊傳》所釋，稱經文王城爲“西周”，關鍵便在於“周之稱西”的西周之正統修辭：王城本是王都，现在《公羊傳》不稱其爲“周”，而稱其爲“二周”，顯然默認了王室分裂這一歷史事實，也在默認兩派人馬的分裂性上，將王城置入分裂語境中。是故，《公羊傳》對王猛所在的王城只稱“西周”，而不稱“周”。

同樣的書寫筆法，出现在魯昭公二十六年《春秋》經文中：“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此處《春秋》經文書“天王”，係指繼王猛而立的周敬王子丐。昭公二十三年，王子丐初立於狄泉，《春秋》經文書：“天王居於狄泉。”《公羊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9]逮昭公二十六年，此時敬王入成周，并以其爲京師，但王室仍處於分裂中，作爲對手的仍是王子朝一派。王子朝在王城中，故敬王選擇成周而入。此一争王分立亂局，歷四年猶未已。周敬王因得到具有關鍵性影響的晋國支持，遂得以進入成周。經文書敬王入成周的背景，係因王城由王子朝所居。《公羊傳》對此經文發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10]故《公羊傳》以敬王成周爲東周，係相對於王猛王城爲西周而言的，不是相對於王子朝之王城而言的。對《公羊傳》而言，成周被釋爲東周，與王城被稱爲西周的理由相同，前者表達王猛王室分裂背景下的正統，故周只能釋爲“二周”；後者表達王室分裂背景下的敬王，故只能稱爲“東周”，依舊不能稱爲“周”。王猛之王城與敬王之成周，都是“非常”意義下的周統，故皆不能以周視之，而必以西周、東周釋之，以明王居於正統。

《公羊傳》在此所用的“西周”“東周”，傳達的顯然是正統所在的“二周”釋詞。無論是周悼王時的王城，還是周敬王時的成周，《公羊傳》對《春秋》經文的解釋，傳達出这样一种史觀：周景王崩後的周室，在周悼王、周敬王時，稱其爲“周”。但是，《公羊傳》的發傳者顯然也受到當時分裂背景下的歷史實况影響，欲言其正，而又不能免於分裂對立的事實，所以雖然給予王猛以西周的周統，却又給予一個限制詞“西”；同樣，《公羊傳》雖然給予周敬王正統，但仍受視域中的“非常”影響，稱敬王所在爲“東周”。由此，我們可知，《公羊傳》中的“西周”“東周”二詞，實勾勒了一幅周室分裂背景下的正統與貶退圖像。“一”與“統”本是公羊家所持的基調：“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11]但此處的分裂實况，令其雖擇周統，却難避“西”“周”鑄詞，從而召唤了語境所不能免的另一“王室”之出場。無論是昭公二十二年還是昭公二十六年，隱藏版的兩次“二周對立”，王子朝雖未獲得正統之“文予”，但“二周”之傳辞却仍唤出王子朝於歷史舞臺中。

《公羊傳》中的“二周：西周/東周”用語，顯然是從王都與京師的空間性出發的，傳達的是王畿地域的分裂，而非朝代的分期。兩種不同的二周語言，一爲空間地域屬性，指向王城與成周兩座城邑；一爲朝代時間屬性，指向分期的西周時代與東周時代。兩者的概念不同，意義不同，但用詞相同。因此，在閲讀《春秋》時，即便是古人也會造成混淆，混淆性一旦出现於經學史場域中，便成爲經學史的課題，必須厘清。

清代公羊學專門名家陳立，在其《公羊義疏》中對《公羊》傳文中的“西周”“東周”之詞，有以下之義疏：

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又引《地道記》曰：“去洛城四十里是也，漢之洛陽縣，周所謂成周也。”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言，故言王城爲東周也。[12]

陳立此一看似詳瞻的疏文，却有著概念後起、誤釋前代之處。陳立欲將“二周”置於周家八百年的變化脉絡中理解，并且區分“二周”之名爲三個階段。陳立的框架，或許是一個不錯的歷史視野，問題在於他的用詞，特别是第一階段的用詞。陳立以爲，鎬京自始便可在“鎬、洛對言”下，被視爲西周。很顯然，陈立已自陷於語言的誤區。洛邑在成王時只能稱“東都”，鎬京則是周京與王都，鎬京不是西周，洛邑也不是東周。洛邑有兩邑，即東都與下都，雖爲兩邑，但總稱“洛邑”。成王行即位大典稱“元祀”，故東都亦可總稱“成周”，這是相對於文武豐鎬的宗周而言的，也是文王受命後，文武周道之“成”。《尚書·洛誥》云：“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13]《尚書·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今朕作大邑於兹洛。’”[14]《尚書·亳姑》云：“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15]《逸周書·作洛》云：“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16]“新邑”即洛邑，并“成周”皆是東都總名。《史記·周本紀》載：“平王立，東遷於洛邑，辟戎寇。”[17]清華簡《繫年》載：“平王東遷成周。”[18]一載“洛邑”，一記“成周”，兩資料之異，必自周公返政後，成王即位於東都之稱名背景方得理解，故此處《周本紀》、清華簡《繫年》并不矛盾。周天子行即位乃周家制禮中重要之典，其意義今日仍可據《春秋》所書“公即位”例來理解。

陳立對周代歷史中京師變遷的理解，恐怕尚不如唐代的張守節來得清晰。《史記·周本紀》云：“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洛邑。”張守節注“洛邑”，《正義》曰：“即王城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也。”[19]由此可知，東遷以前洛邑但稱“東都”，蓋鎬京始爲王都/周京也。平王遷洛邑，以爲京師，遂改稱“王城”矣，此時亦將瀍水東“下都”别出，稱“成周”專名，《左傳》中隱公三年傳文載“四月取成周之禾”[20]是其證。《春秋》經文“始乎隱”，《春秋》經文“首年”爲“隱公元年”，已進入平王東遷之局，此時京師已不是鎬京、豐鎬，而是洛水地域瀍水西的王城，也已不再稱“洛邑”，洛邑作爲東都的時空已然不再。由此可見，平王時洛邑已爲獨立的两邑，各有專名。周初東都本稱“洛邑”，有本都、下都两邑，總稱“洛邑”，平王東遷居於本都，故洛邑改稱“王城”。下都原附屬於東都，或以爲係周公安置殷民而建，原本稱“成周”，則成周可單指下都，亦可爲東都總名。平王都王城後，下都亦别出，專名“成周”，不再作爲王城下都附邑。《左傳》莊公二十年“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21]，莊公二十一年“同伐王城”[22]，僖公十一年“同伐京師，入王城”[23]，僖公二十五年“王入於王城”[24]，皆可證明。

張守節又以周敬王後王城名“西周”，故其亦知敬王居成周與王城子朝黨相峙，成周爲東周。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其名實肇自此時。由此，方有戰國之末《史記》與《戰國策》所記“王赧時，東、西周分治”[25]。王赧時之東、西周僅爲二國，但稱“諸侯”，故曰“西周君，東周君”，然其所以稱西周、東周之名，即自王猛、敬王時王城與成周稱西周、東周而來。

周初雖營洛邑，以爲東都，但天下宗周仍在鎬京。是故，天子所居無有自稱西周之理。同样，周初雖以洛邑爲東都，但亦無自稱鎬京爲西都之理。一如西漢之時，必無自稱漢家爲西漢者，言西漢、東漢乃後起，必有東漢始稱前代爲西漢；西晋時期，東晋尚未出现，豈有自稱西晋者，此理至明。凡此用詞，皆係後起，以後起之詞而治前書，則誤讀與混淆難免矣。

由上述可知，《春秋》經文書寫中所出现的“王城”“成周”二詞，即便是清代號稱專門名家的《公羊》學者，也會有闡釋上的混淆。然而，此實非孤例，而有其影響史的脉絡可稽。同樣是清代學者，梁玉繩對“西周”“東周”二詞，也有類似的誤讀，其曰：

故平王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顯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26]

此觀點，顯然受到後起周史分期观用詞的影響，與陳立相類。梁氏實將周史分期觀并二周語言帶入不應帶入的前代，誤以爲東遷後京師可稱東周，故即謂豐鎬爲西周，此亦是誤讀《公羊傳》，誤讀傳文之東周。近代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其《史記會注考證》（简称《考證》）中，亦有此類誤讀。瀧川氏在《考證》中引清趙翼（1727—1814）之言，曰：

武王定鼎於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27]

趙翼所混淆與梁玉繩所混淆全同，皆在“西周/東周”處致混，而又不應言周公所營爲王城。本欲考證的瀧川氏，在未經考證的情况下引用趙翼説置入《考證》中。趙翼、陳立、梁玉繩所处的時代，近代地下考古學與出土金文學尚非時代之風，對於這些“前近代”的古人而言，他們所采用的方式便是通过傳統紙本文獻來营造閲讀的場域。那麼，彼等持論，是否有其影響脉絡可以上溯呢？(www.xing528.com)

前文中曾征引孔穎達的《正義》，以論其受杜預“二周分期”説的影響。孔氏文中另值得注意者，仍爲一對詞“西都”與“東都”。兹再徵引其文：

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28]

引文中須注意處，是其所用“西都”“東都”之二都對詞。孔穎達誤用“西都”一詞於周初語境中，周初只能有周京與東都，孔穎達誤以鎬京爲西都，而在《春秋》經傳文中，我們完全未見到東遷後稱鎬京爲西都的記載。孔穎達混淆東遷前後之“二周”概念與用詞，本欲疏釋杜預的西周、東周朝代分期，却衍伸而以二周之都爲西都、東都。要之，杜預《集解》中并未出现的“二都”之詞，在孔穎達《正義》中已經出现。我們可以看到孔穎達的語言概念之使用模式，其實與清代諸家相類；反之，亦可説清代諸家致混的歷史脉絡，至此可上溯至唐代的孔穎達。换言之，上引諸家之説實非個案，而或者竟有一條影響史的綫索脉絡可以鈎沉。這條线索，我們可以在經學史中嘗試寻觅。

東漢末年，鄭玄序次《毛詩》而作《詩譜》，在《詩譜·國風譜》中首序者即爲《王城譜》。《正義》引鄭玄《王城譜》曰：

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29]

陸德明曰：

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30]

鄭玄對王城的理解又是如何呢？在《詩經·王風·黍離》序下，其箋云：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31]

以西周、東周對言，西周爲鎬京，東周爲王城。鄭玄又云：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

又云：

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及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32]

此皆據《尚書·周书》之《召誥》《洛誥》爲説，然两《誥》文本實無“二都”之詞，故鄭玄以“鎬京/王城”爲“西都/東都”對言，顯屬後起的漢人之認知，也可以説，鄭玄亦陷入某種語言誤區中。按：鄭玄謂洛邑爲東都，尚可成立；若謂鎬京爲西都，則不可。蓋東漢自光武帝都於洛陽以來，自稱東京，并以長安故都爲西京，此二都與二京意識自東漢初年便出现於班固的《西都賦》《東都賦》與張衡的《西京賦》《東京賦》中，以“二都”“二京”之名并時并稱出现。比如，班固《西都賦》首句云：“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33]其又云：“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34]《東都賦》則曰：“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35]洛陽爲都時代的班固，在《兩都賦》中并用“二都”之詞以賦，西都爲長安，東都爲洛陽；後漢光武帝以降，雖以洛陽爲都，却可自稱東都，前漢長安則稱西都也。

鄭玄生當東漢桓、靈季世，或以一己時代背景下的西京與東京，投射於兩周、兩京的箋注語境中。其若言鎬京爲宗周，則是；若以鎬京爲西周、王城爲東周，則仍是誤讀所致。當然，我們也可以作此推斷，至遲在東漢桓、靈時，鄭玄便從“降王爲《風》”“以王當國”使用了“西都”“東都”之詞。鄭玄以王城爲東都，又稱“平王都王城”以降爲東周，復稱鎬京之宗周時期爲西周，遂形成二周言説，因二周而有二都之名所起。以鄭玄在經學場域中的地位，其“西周、東周”與“西都、東都”之立説用詞，在經學史流傳中影響必大，自不待言。

本文立題中的“西周”“東周”二詞指向，本應僅涉及《春秋》經文中与“王城”“成周”相聯繫的傳文釋義，但也不得不關涉後世興起的周史分期觀之二周。此種同形異旨的互文交涉與辨别糾纏，在文字閲讀視覺上的混淆虽難免，却又須避免。古書閲讀者須有歷史意識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