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
其昌以海陬稚学，幸得侍我先师暮年讲席，以逮于易篑。往来清华园及天津马哥保罗路寓宅者颇久，尝夏夜侍坐庭中，先师缕述变法之役及护国之役身所经历者，往往至子丑交，一夕竟至东方之黎明。其大端，世人所已知，亦颇有世所未知，可为“野史亭”中真实之史料者，今濡笔追录，以应晓峰先生督令拾遗之命。惜乎，丁此贞元绝续之际，中兴开国之大业方艰，先师乃长赍“报国后时”之痛以殁，不获再振其南海之潮音，龙象之怒吼，以号复我国魂！此则为弟子者言微而声弱，文章报国，作战不力，既有负于国家，亦愧对我师训！固不独望“西洲”而兴哀，思桥公而腹痛也。
先师曰：“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窿残疾，脏肮躐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狄平子诗‘恰怜小妹深闺坐，短短眉弯自画成！’即咏此境况也。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松坡既行，袁氏日夜派便警逻守吾门，余买街头胶皮车夫与之易服夜逃，甫离津，袁氏已觉，杀其便警。严命其沪上逻犬捕予，期在必得，‘务获梁启超，就地正法’之‘上谕’已布，上连像片，较清廷尤密。予惴惴不知死在何处，但暗中如有天神护卫，化险为夷，逢凶为吉。独自无修，痴思妄想，岂真国运未绝，有天神呵护耶？则又哑然自笑。自是由津而沪而港，此疑谜终不能破。至港，日人始明目张胆助予，始恍然暗中护卫我者，非天神也，乃日本人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然吾乃永远持‘中国不亡论’著称于世者，特我人戒备之对象，当在彼不在此。……”先师之语尚繁，谈澈通夕不寐者，即此事也。时为十六年新秋，济南惨案尚未发生也。先师夏间家居，必脱袜，赤足，拖鞋。而日人官吏新闻记者拜访频数。阍者报东客来，必嚬蹙连呼“讨厌讨厌，又来保卫我了；可怕可怕”，每次必然，乃冠带见客。东客去，急跣足如故。
戊戌之役，夜话时，亦不倦缕述，大体与世所闻者不殊，袁世凯卖主求官，鬻党媚后，人人所习知。然写近百年史者，以为袁氏之与闻康事，乃出于谭嗣同夜半之劫持，则不深悉曲折也。据先师所亲述：“袁氏变法维新之见解，实出于自动，拥德宗以武力行政之计划，实亦发动于袁氏，而决非壮飞所强迫。事后细思，乃知戊戌之际，袁氏即已潜伏取清廷而代帝之心矣。其用心深长细远，吾辈纯曰书生，尽为所欺，至十余年之久，真一世之奸雄也。袁氏初从吴忠壮公（长庆）于朝鲜，豪爽奔放，以一时人杰自命。时与马相伯（良）、眉叔（建忠）、张季直（謇）等新进名流，上下其议论，故欲强中国，革腐政之心，袁氏实不在人后，又眼见朝鲜为日人从其手中夺去，经此刺激，其爱国之心，实亦强烈而真挚，并不由于壮飞一席之语所启发。惟自始至终，一‘私’字横亘于胸，必须将中国移为其袁氏之私产以后，乃极力整顿使成为富强；此所以身败名裂，贻祸中国无穷也。南海先生（先师所称）未变政时，袁氏深恐中国即刻亡，乃协谋变政。及变政略有端绪，又恐中国之强由翁、康、梁、谭，而己则为褊裨，故卖主而告密。及变政既已失败，又恐大权在裕禄，而己则仍为褊裨，乃复推行新政于直鲁，培实力而博民心，俟良机以倒清廷。事后推寻其线索，其称帝之念，固已潜蓄于戊戌以前，一贯而未尝变也。”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办大同高等学校时与该校师生的合影，其中坐者右四为梁启超
先师于生平死友中，最钦重浏阳谭先生嗣同。述其赴义时忠烈之轶事，闻之眼湿。“大祸既迫，德宗央英使馆护南海先生出京。然未央日使馆也。时日人初行新政，一颦一笑，惟欧洲是效，以为欧洲之文明政治，有保护他国政治犯之举也，亦欲在中国有所树为，一以夸耀文明于欧人，一以树势力于中国政党。时日驻京公使为林权助，事先已奉有相机保护政治犯之密令，至是乃自献殷勤，戮力营救。先以绿呢大轿，接壮飞至馆。继以绿呢骡车近余。——时京中即在公使馆亦尚未具有新式马车也。——壮飞与余处日使馆二日，日夜计划营救皇上之策，及计算南海先生之行踪。壮飞忽如有所省，一人入房中，阖户甚久，出乃以一文件，命公使馆役往投某衙门。笑谓余曰：‘还须告他一状！’余茫然不知所谓。壮飞终不肯言。事后都下忽甚传谭某告发其子嗣同忤逆不孝，断绝父子情谊，因得获免连累。度当日之所为，即此事也。血热而心细，身殉祖国，而老父获全，未有如壮飞之壮烈也。日使林权助，饰其夫人之车，强余与壮飞离京，壮飞坚辞谢曰：‘闻之西史，革命则无不流血者。中国革命之流血，请自嗣同始！’居使馆三日，脱奔清廷自首，曰：‘嗣同请以颈血洗涤中国之腐政！’遂斩于菜市。六君子成仁之日，予尚居东交民巷日使馆，悲惊晕绝，又数日，林使强纳余于其所预饰之夫人车中，外坐婢媪，卫士呵殿，扬言日本钦差大臣家眷回国，遂出京至津，直坐其兵轮赴日。”(www.xing528.com)
先师遂连类而涉及富顺刘先生光第，曰“裴邨，亦一至可歌泣之人也。裴邨讲朱子学，学黄山谷诗，皆深造。其持身精严清苦，为京官十余年，寄居西直门外一小庙中，至死未尝赁屋于城内。余与裴邨非故交，疏往还，不知其身世之详。因新政始略与接触。然每见之，肃然敬其为人。裴邨一子亦至孝，临斩，哭奔菜市，向监刑官稽首号恸，乞以身代父死，叩头流血。不许。抱父首大哭，呕血，不久亦以毁卒。孤臣孽子，哀动鬼神！”先师曰：“此事至今思之，犹酸我鼻。中国有如此志士仁人而不兴，非天理也。”
先师述：“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时帝制论已尘嚣全国，冯华甫（国璋）自南京来津，邀余同往作最后之谏诤。华甫曰：‘我之辩说远不如子，子之实力亦不如我。必我与子同往，子反覆予以开道，而我隐示以力为子后盾，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挽。’余诺之。乃尽一日夜之力，密草谏说纲要，至数十条，竭尽脑汁，凡可成为理由者，无不备举，欲为垂绝之国运，亿万之生灵，打最后之一针。及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吾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作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视，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因之而述及蔡将军锷，先师曰：“松坡，长沙时务学堂中齿最稚之学生也。时务学堂封，学生络绎东渡，静生（范源濂）与松坡家最贫，时我辈亡命客亦穷甚，无大力周济，所以援之者至菲薄，松坡与静生常衣囊中只剩日币三数有孔铜圆，忍受数周至数月。静生立志教育报国，余甚嘉之。松坡最瘦小，体极弱，必欲学陆军，余百方规劝不肯听，不得已任之。庚子汉口革命之役，佛尘（唐才常）已回鄂发动，余亦秘密返沪。时务学堂高材生林圭、李海寰……诸君，已随佛尘在汉实际工作，久之不得佳耗，松坡随余在沪，焦惶不安，请于余，亲至汉探助，至汉，佛尘命返湘，乞助于黄泽生将军。黄，老成练达材也。得松坡，即留之不放行；且大诟：‘梁任公、唐佛尘无故牺牲有用青年。’松坡愤极，与之高声抗辩，黄充耳不闻，强留之。余又不得松坡行迹，愈惶急，决亲身赴汉。船票已办就。因亡命不敢逗街埠，准时而往，则此船以货少，早半小时启锭矣。余大怒，顿足而骂。无何，汉口事发，张之洞淫戮我民族之志士，唐佛尘率其弟子林圭、李海寰等五人继戊戌六君子之碧血，掷头颅以贡献其祖国，即世所称庚子六君子者也。松坡以黄将军之留，余以船期之误，皆幸得免死。”先师又言曰：“唐浏阳与谭浏阳，血性之热烈同，性格之卞急同，学问之幽隐僻奥同。《觉颠冥斋内言》与《仁学》，固有甚相似之点也。”
其昌于同门诸先进，尤钦服范静生先生，真可谓“温温恭人”“温其如玉”者，每与范先生晤对，不觉鄙吝都消，有秋月冰壶，映澈照人之概。举以告先生，先生笑曰：“汝以范静生比黄叔度，良是，汝亦知静生少时之况乎？虽谓之‘小乞丐’，不过也。襁褓丧父，与其弟旭东（范锐）由太夫人抚养，家赤贫如洗，弟兄拾野柴以为生。以聪慧故，得入时务学堂，乃反以膏火哺母弟。当时已感动吾辈。静生后以矢志以教育救国。旭东矢志以实业救国。兄弟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至今俱卓然有成。非偶然也。”
（原载于1942年8月《思想与时代》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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