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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襄阳诗人孟浩然和皮日休,鹿门山的优美诗歌

时间:2023-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孟浩然;唐代晚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为民请命的末代诗人皮日休,这一先一后、一盛一衰时期的唐代诗人都出自鹿门山。这些诗歌在被人们千古传颂的同时,也奠定了鹿门山“千古诗山”的地位。孟浩然一生布衣,却能名满天下,主要以其淡远的诗歌和高尚的人品,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是盛唐时代和襄阳的山水文化造就了这颗璀璨千古的诗星。

盛唐时期襄阳诗人孟浩然和皮日休,鹿门山的优美诗歌

唐诗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一枚瑰宝;唐代,饮誉古今的诗人似满天繁星,数不胜数;唐代诗人,留下了五万多首不朽诗篇,给千百年来漫漫进步中的人类无尽美的遐思、美的意境和美的希冀。而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孟浩然;唐代晚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为民请命的末代诗人皮日休,这一先一后、一盛一衰时期的唐代诗人都出自鹿门山。

鹿门山不仅养育了诗人,而且也是诗人们的寄情之山、明志之山。李白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皮日休、张子容、唐彦谦等,都曾先后在鹿门山或隐居,或游历,留下了许多歌唱襄阳、赞美鹿门山的不朽诗篇。据统计,历史上与鹿门山有关的著名诗人,多达20余位。诗人们写诗歌颂鹿门山,表达自己对鹿门山和对鹿门山人的歌颂与怀念。这些诗歌在被人们千古传颂的同时,也奠定了鹿门山“千古诗山”的地位。

(一)孟浩然与鹿门山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诗歌,孟浩然题名《春晓》。孟浩然生于襄阳,长于襄阳,陨落在襄阳,故后人称他为“孟襄阳”。又因他隐居鹿门山,后人又称孟鹿门或鹿门处士。他终身布衣,未禄于代,又有山人、隐士之称。他自称先祖是邹鲁人,后徙居襄阳,遂为襄阳人。祖辈、父辈,未见有仕宦历史记载。襄阳南有其庄园,叫涧南园。兄弟中排行老六,故又有孟六之称。兄弟中名可考的有孟洗然、孟馨、孟谔三人。

在孟浩然传世的260余首诗中,山水田园诗居多。这些诗,很多是歌颂家乡、赞美襄阳、描山绘水的杰作。在诗人的笔下,汉水碧波荡漾,青山巍峨隐隐,林木葱葱含情,田野生机勃勃,村落炊烟袅袅,人们劳作有序,社会和谐安宁。其诗清新、自然、纯朴,有一首《夜归鹿门歌》就是描写鹿门山的景象。

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孟浩然出生在“家世重儒风”的孟家,常以孟子后裔为荣。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是必须汲汲于仕途的。所以,孟浩然少年时代就立下了“鸿鹄之志”,他的好友王白云也说他能“抟扶桑,轻举振六翮”。他在《洗然弟竹亭》诗中写道:“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在《田园作》诗中写道:“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他幻想自己能像大鹏、鸿鹄翱翔于天地之间。为了实现鸿鹄壮志和崇高理想,少年孟浩然读书、写作颇为努力。“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昔吾与汝辈,读书常闭门。”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了少年孟浩然为学的刻苦和勤奋,也看到了他努力的方向,为应进士举而专攻章句和诗赋。唐代的科举考试是重章句、诗赋的,尤其是诗赋,有“诗赋取仕”之说。

孟浩然曾经对入仕充满信心,他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而少年得志。可是,直到三十岁还未有结果。同他一起隐居鹿门山的好友张子容,在二十五岁时已经取得了功名。孟浩然开始着急了,他为时不我待而焦虑,为怀才不遇而伤感。“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已暮。”“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他甚至感到了恐惧:“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

孟浩然“为学三十年,闭门江汉阴”,为的是“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他到过长安洛阳,漫游过吴越、蜀中,也曾经登庐山、泛洞庭,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平生重交结”,朋友遍天下。他的思想也并不复杂,虽然儒、释、道的成分都有,却是以汲汲追求仕进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孟浩然的一生,无愧于时代:他在当时的文坛上,引领了山水田园诗派;无愧于家乡:他把家乡的风土人情、美好的山水风光,推介给了世界;无愧于自己:他虽然未禄于代,却得到了世人的尊敬和纪念。

晚唐诗人卢延让有诗句赞孟浩然云:“高据襄阳播盛名,问人人道是诗星。”现代学者闻一多先生也在《唐诗编》中说:“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因为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章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这话一点不假,用今天的话讲,孟浩然是襄阳的代言人,是襄阳的形象大使。他不遗余力地把襄阳推介到世界,使世人了解襄阳,认识襄阳,热爱襄阳。孟浩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孟襄阳”。一提到襄阳,人们便知道这里有个孟浩然。一提到孟浩然,人们便会立马想到湖北襄阳。

李白、杜甫等诗词大家对孟浩然的诗作和高尚品德给予了高度评价。李白有“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之褒。杜甫则谓:“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

孟浩然一生布衣,却能名满天下,主要以其淡远的诗歌和高尚的人品,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是盛唐时代和襄阳的山水文化造就了这颗璀璨千古的诗星。

孟浩然的隐居绝不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是以隐干禄,走“终南捷径”。他选择鹿门山作为隐居地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三:

(1)借山扬名。鹿门山是襄阳的名山之一,文化积淀丰厚。隐居于此,有利于提高知名度。据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载:“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此记载尚见于《后汉书·庞公传》注,唐初欧阳询等奉唐高祖李渊之命编写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也有详载。鹿门山名扬天下,尽人皆知。不仅因光武帝、习郁,还因它的神秘故事,鹿门山似乎是一座神山。南北朝齐梁时期鲍至所著《南雍州记》引《襄阳记》云:“双鹿自立如斗,采伐人常过其下,或有时不见鹿,因是知有灵瑞。梁天监初,有蚌湖村人于此泽间猎,见二鹿极大,有异于恒鹿,乃走马逐之。鹿即透涧,直向苏岭。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见庙前二石鹿。猎者疑是向鹿所化,遂回。其夜,梦见一人,著单巾帻,黄布绔褶,语云:‘使君遣我牧马,汝何驱迫?赖得无他,若见损伤,岂得全济?’”只要承认自己隐居于鹿门山,就会收到显扬声名的效果。

(2)借人扬名。陈贻惞先生在《孟浩然事迹考辨》中说:“隐居鹿门山当在写作《登鹿门山怀古》之后。《后汉书·庞公传》载庞德公先居岘山南,后隐鹿门山。想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贤,借扬清德,故虽偶住鹿门,而仍以归隐名山相标榜。”孟浩然隐居鹿门山与庞德公隐居鹿门山可以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隐居。庞德公身处乱世,不愿为刘表所用,是一种逃避官禄的隐居。孟浩然身处开元盛世,渴望为时所用,是一种以隐干禄的隐居。

(3)借境扬名。孟浩然选择鹿门山隐居,还有地理环境的原因。《襄阳县志·山川》载:“鹿门山在县东南三十里。”距孟家庄园不远,隔汉水相望,既可免去家中琐事相烦,打扰自己读书交友赋诗,又可以随时回家看望、侍奉父母。孟浩然是一个孝子,家庭观念特重。“父母在,不远游”又是儒者的信条。《孟浩然诗集》中有许多诗句,反映了他的孝子之情。“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诗书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由于有孝子之情的牵挂,所以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鹿门山为隐居地。孟浩然性爱山水,喜泛舟,“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从涧南园到鹿门山,有近二十里的水程;从鹿门山到襄阳城,有三十里的水程,泛舟往返非常便利。也许是东汉初年的习郁,修鹿门庙、建习家池给了他启示。光武帝封习郁为侯,其封邑在今宜城。习家池则是习郁的私家园林,也就是“别墅”。习郁爱山水,而这三地联结,就构成了一条非常理想的游山玩水的路线。从宜城出发,泛舟汉水到鹿门山麓,“结缆事攀践”,到鹿门庙祭祀神灵,欣赏山林景色。然后,下山登舟,经鱼梁洲到凤林山下,舍舟登岸至习家池别墅。从习家池回宜城可以泛舟,也可以骑马、乘车。习郁就是在这条线路上,享受着“光武中兴”带来的和平安宁的生活。而孟浩然则在这如画的山水间,领略着盛唐时代田园牧歌般的乐趣。

布衣孟浩然一生不禄于代,却留下了一件件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孟浩然文采飞扬,品德高尚,按说是朝廷求之不得的贤臣良相,却布衣终老,世人多为他叹息。有人说他不愿做官,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当路无人”,“欲济无舟楫,徒有羡渔情”。他一生中有三次官缘,却又白白地放过。这与他的性格品行有关。

(1)求官不遇。孟浩然自幼在襄阳城外涧南园读书,喜欢写诗作文。长大成人,说话在理,办事公道,有骨气,重节义,爱交朋友。俗话说,读书如修仙,不能三心二意,一心挂两头。孟浩然眼看快三十岁的人了,到了“而立之年”,功不成,名不就,还是两手白脚,就上了鹿门山,过着一边隐居一边读书吟诗的生活。鹿门深幽,但不算寂寞。这里不仅有儒生、处士,还有高僧、老道,以及探幽访古的文人墨客,孟浩然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谈经论道,吟诗答对,别有一番情趣。鹿门山上的生活,使孟浩然学业有很大长进,山水田园诗风逐渐而成。四十岁的时候,孟浩然千里迢迢,一路颠簸,跑到西京长安赶考,指望中个进士,踏上官阶,施展宏图。谁知他偏重于诗歌,自然榜上无名。

(2)遇官不求。孟浩然科举未中,并不伤心,他想借在京城的机会,会见一批诗文学者,宦官名流。一天,一批志同道合者提出在太学院联句赛诗,京都名士出五言律诗。

丞相张九龄开头炮,取乐府王融诗句:“日霁沙屿明,风动感水浊。”孟浩然对:“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言既出,满座震惊。右丞王维血气方刚,挥笔写下谢朓名诗:“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游龙走凤,跃然纸上。王维口吟笔书北齐萧悫诗文:“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孟浩然随口落笔,呈现在大家面前。

“好!”在座的张九龄、王维寻到了知音。尚书侍郎裴迪、大理评事裴总、华阳太宗郑倩之等诗坛英华,纷纷拱手赞誉,都愿与孟浩然结为诗友。一时间,孟浩然成为盛唐诗坛名人,誉满京华。上自唐明皇,下至文人墨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朝诗歌评选行家殷璠写出诗评,赞誉孟浩然“文采丰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

一天,王维私约孟浩然入皇宫丞相官邸,交谈山水田园诗歌的奥妙。忽听:“皇上驾到!”孟浩然不知所措,慌忙中藏到琴床底下,藏头露尾被玄宗看见,问是何人,王维只好直说:“启禀皇上,我的诗友,襄阳孟浩然。”玄宗问孟浩然有什么佳作,吟诵他听。

孟浩然生就心直口快,不会应景奉承,不愿当场做戏,随口吟了近作五言律诗《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玄宗眼皮耷拉下来,对孟浩然说:“你不求仕,可不是我不用你,你怎可这样诬我!”

事后,王维还想在玄宗面前讲情,替孟浩然谋个差事,玄宗说:“他这个脾气不改,不能入仕!”结果机遇错过了,却落个“傲皇上”的名誉。

(3)重酒轻官。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名儒,是封建王朝官宦的主要来源。唐明皇一向爱才,而且求贤心切。荆州采访使韩朝宗佩服孟浩然学识品德,决心再次陪同孟浩然到京城长安,推荐他给朝廷任用,免得他一生布衣,可惜了满腹才华。

两人约定八月初八到襄阳学宫会齐,上路赴京。这天,知己故交都来送行,酒过三巡,便猜枚划拳,和大家饮酒尽欢,全把与韩公之约抛之脑后。韩朝宗听说孟浩然因喝酒失约,不由恼怒交加,从此不再提举荐之事。再次失却做官的机会,孟浩然一笑了之,一点也不后悔。

襄阳先贤如云,孟浩然最敬仰的是东汉名士庞德公。故乡的山水草木,孟浩然都热爱,但最钟情于梅花。庞德公当年视名利如草芥,躬耕田亩,为避官家礼请,隐入鹿门山采药不返。孟浩然把庞德公的清高与梅花傲骨相联系,意欲吟诵梅花,畅吐心中志趣。为了写出像样的咏梅诗句,他决意再三观赏梅花。

孟浩然经常冒雪骑驴上山观梅,终于在寒风料峭中找到一枝梅花,咏出“不经一番风霜苦,那得梅花清香来!”至今,鹿门山下的乡间还流传着几首诗:“雪里寻香乘驴来,踏冰冒雪几徘徊。问起山中梅千株,先生漫笑号狂客。”“忆昔孟老号狂客,寻梅不顾瘦驴疲。雪花梅花共徜徉,情高独得咏梅句。”孟浩然的老朋友王维专画了一幅踏雪寻梅图,在襄阳流传多年。

孟浩然在鹿门山隐居时,好友王维来访,总要吟和酬唱。

一年春天,王维来到鹿门山,孟浩然粗茶淡饭招待。三杯酒下肚,王维说:“高山大河,小桥流水,春兰秋菊,钓翁牧童……这些田园景色都有诗家咏诵过,唯有襄阳的雨天没有见什么佳句流传,今天我们就来咏咏这个题吧。”

孟浩然笑着咏上两句春雨:“千瓣梅花傲霜雪,春笋遇雨日三尺。”(www.xing528.com)

王维略一思考说:“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

孟浩然一听,心想:“这才是好诗啊,念起来上口,诗里头又蕴着画儿。山中下雨以后,炊烟慢悠悠地飘上天,农家妇幼将做好的饭菜,给田里忙忙碌碌的人送去。”“雨天的炊烟跟晴天就是不一样,晴天是直突突地冒,落了雨以后,烟子就像停在房顶,一寸寸地往上挪。”

这王维真够厉害,往日闲谈中,他曾说过“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现在又用烟火来衬写雨天,冒出一句“积雨空林烟火迟”。一团烟雾,他反复咏叹,每次都有新意。

从此,孟浩然特别留心天气,一遇到天阴他就带一把雨伞出门,从山脚看到山顶,从雨兴看到雨住。雨前他察看山峦岗岭,崖石燥湿,细听蛙鸣鸟叫,鱼虾浮沉;雨中他沐浴似珠的雨滴,如银的雨丝,亲涉溢满清水的山涧;雨后他观赏洗刷一新的绿荫,阴云退尽的碧空。有一次,他观看雨中山景入了神,带的雨伞忘记打开,淋成个落汤鸡,乡邻们便编了一段顺口溜:“浩然学诗着了迷,一年四季观天气。山川景物看不够,任凭大雨淋湿衣。”

孟浩然便专门察看下雨的征兆,慢慢地发现:天井底的水声有时沉若瓮钟,有时脆若珠玉,水声与阴晴有关;眺望汉水江面,有时浓霾侵波,举目混沌,有时薄雾如纱,帆影绰绰,有时水清天朗,隔岸可及,江雾与晴雨有关;近观“香炉”岚气,有时盖帽,有时缠腰,有时直落山脚,岚气的位置与天气有关。还有床下的蝈蝈,房后的蚯蚓,屋顶的茅苫,田里的泥鳅,都能预兆天气。长此以往,孟浩然就成了农事天气预报员。

孟浩然正准备咏一首比“烟火迟”更佳的诗,不料背上生了个疮,无心作诗。他想诗可以不作,可别误了乡亲们的农事!最后传话给大伙:哪天有雨,我就把伞挂在门口,哪天雨停,我把伞收起。乡亲们说:“孟公门上一把伞,场上粮食快收拣;孟家雨伞收起来,天上雨停云散开。”

(二)皮日休与鹿门山

在唐代文学史上,皮日休的文学成就与陆龟蒙齐名,史称“皮陆”。皮日休也是襄阳人,曾在鹿门山隐居六年,自号鹿门子、闲气布衣。清代《襄阳志》记载,鹿门山建有“皮子读书台”。他的小品文《鹿门隐书》,是中国散文史上的精品,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誉之为“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皮日休多才多艺,把桃花称作花神的,是皮日休,《桃花赋》传唱千古;把牡丹誉为花王的,是皮日休,“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总结围棋攻防理论的,是皮日休,他的《原弈》,至今仍然是初学围棋的必读教材;精典古曲《渔舟唱晚》的雏形,就出自皮日休之手;皮日休对中国茶文化贡献也很大。皮日休在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等方面,造诣极高。

皮日休生活在晚唐国势衰微、政治腐败、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国家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他在饱读经书、力求上进的同时,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倡扬尊儒重道,强调经世致用,力主改革现实,期望以此来挽救世道人心。

二十多岁的皮日休,在鹿门山隐居期间,一边勤学苦训,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一边研究社会,探寻济世良策。《皮子文薮》是皮日休入仕用世的思想和主张逐步成形完善的集中体现,其中,《鹿门隐书》六十篇,是其思想观点的精华所在。

皮日休的文章,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所有论点都是紧扣现实,有感而发,切中时弊,而且锋芒毕露。真可谓“一鞭一条痕,一抓一掌血”。

在《鹿门隐书》中,皮日休“身微不忘天下事,百姓忧苦在心头”,他旁征博引,历数盛世与亡国的传世经典,评点明君与昏王的优劣作为,纵谈施仁与行暴的深刻教训,横论儒教与道术的天壤之别,倡导“仁、义、礼、智、信”是治世立国的唯一正道。

什么是明君?皮日休说:以德取天下,以仁惠民众。可威而不威,可杀而不杀。

什么是贤臣?皮日休说:以道义教化民众,以智信转化民心。

如何培养道德高尚的人?皮日休说:要去四弊,用四正。见贤不亲,闻义不伏,当乱不正,当利不节,叫四弊。道不正不言,礼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见,叫四正。

皮日休说:公道正派的人,要去六邪,用四尊。六邪是:谏未深而谤君,交未至而责友,居未安而罪国,家不俭而罪岁,道不高而凌贵,志不定而羡富。四尊是:自尊其道,尧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亲,天下不得而诎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娱也;自尊其志,刀锯不得而威也。

何谓残暴?皮日休说:有勇无仁叫残暴。

何谓妖魔?皮日休说:有才无德叫妖魔。

自恃有善而不思进取,自恃有才而放弃修养。皮日休说:这是读书人的耻辱。

穷山人尽行,大江人尽涉,虽有虎豹、蛟龙当道,危险重重,也在所不惜。皮日休认为,现在的读书人追名求势就是这个样子。

知道做人的道理,而半途而废,不如不懂这些道理的人。知道一点而放弃修养,必然骄横自大,自毁一生。而没有学习的人,时时惭愧而自卑,反而能保全自己。

诋毁别人,别人也诋毁自己,实际上是自己诋毁自己。赞誉别人,别人也赞誉自己,实际上是自己赞誉自己。

对于时政的评论,皮日休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过去设置官吏,是为了消除强盗;现在设置官吏,是培养他们当强盗。

以往处囚犯极刑时,义愤填膺;现在处囚犯极刑时,谈笑风生。

过去的官吏,认为百姓是在为自己劳动,所以自己常体恤百姓;现在的官吏,认为自己在为百姓操劳,所以百姓常替他们担忧。

官吏没与欺诈邀约,而欺诈自己找上门来。贾竖没与不仁商议,而残暴自己找上门来。官吏受到重刑时,才知道欺诈害了自己。贾竖受到极祸时,才明白不仁祸害自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才望一显露,危险就降临。一个正派的人喜欢,而一百个小人嫉妒,你还能继续上进吗?

皮日休说,过去任用贤才是为公,现在任用贤才是为私。

对于隐居,皮日休有独到的见解:过去隐居是明志,现在隐居是求官。

对于嗜酒,皮日休有全新的解释:过去嗜酒的人,是爱酒的品质;现在嗜酒的人,是讨厌这个社会。

此外,皮日休还为庙堂之君作《忧赋》,替江湖之民吟《河桥赋》;念下情上达写《霍山赋》,悯寒士之道壅唱《桃花赋》。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皮日休的《汴河怀古》诗,正话反说,寓意深远。“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炀帝为满足一己的淫乐,大量耗费民脂民膏,开挖大运河,成为他最大的暴行。唐诗中有不少作品是吟咏这个历史题材的,大都指称隋亡于大运河。

而皮日休就从这种论调说起,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辩驳。诗中说:很多追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其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一反众口一词的论调,为隋炀帝翻案。议论新奇,发人深省。

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乘“龙舟”、“水殿”,阵势长达三百余里,“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作者对隋炀帝的憎恶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问句来强调: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

其实,皮日休也知道,炀帝是不能与大禹相比的。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只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坐实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正,斥责更为强烈。

皮日休的这首《汴河怀古》,自有他的良苦用心。对于现状,一般的老百姓已麻木迟钝了,所以他有意重提隋朝灭亡这一教训,不希望唐朝重蹈覆辙。皮日休这种乱世之中的济世情怀,是一个有志男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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