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黄光国实践科学哲学建构

由第二种理论观带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试图摆脱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能否在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黄光国用自己的实绩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但他认为必须首先了解西方科学哲学。按照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学说，新理论与旧理论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的进步是非累积性和革命式的，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被新范式取代。^[88]但图尔敏则指出了“科学革命”的局限，认为科学的进步更像“演化（进化）”（e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他提出了“概念进化”^[89]说，认为“科学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的变化是绝对的”，只是或大或小的“概念变动的连续序列”而已。^[90]换言之，尽管不同理论在命题上不可通约，但概念之间却可以相互通约。^[91]如果说“科学演化”论主张不同理论中的概念可以相互通约，那么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 realism）则指出了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概念也能够相互通约。后者被称作“外推”（strangification），通俗地说即“翻译”，“把一种理论所用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理论的语言”^[92]。这种如翻译般的外推包括“语言性外推”和“实践性外推”^[93]，前者相当于语言的转换，后者相当于语境的转换，即一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概念/理论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能否依然适用。“外推”的启示在于，如果华人学者要建构自己的理论，其中的概念是可以跟西方概念对话的，这就为我们从本土日常语言到学术概念的道路奠定了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黄光国的贡献在于，他汲取了西方科学哲学知识论，在不同理论的概念可以相互通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本土观念、本土概念与西方概念之间的通约关系，并付诸实践。首先，必须正视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本土性观念，例如人情、面子、关系和“报”等。^[94]它们还在各种典籍中被长久记录和探讨，例如儒家的人伦观。其次，将这些民间和传统思想中的观念提取出来并发展为概念以后，能够与西方概念对话，即前述的“翻译”或“外推”。例如，人情、面子、关系和“报”等观念，就可与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易理论对话。第三，在对话与比较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既能解释中国人特殊行为又能在更高层次上同时解释中西两类文化行为的理论，例如黄光国建构与发展的“人情与面子”理论。该理论在西方影响力较大，按照黄光国自己的说法，他当初撰文《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意在与费孝通“差序格局”对话，尽管没有引起太大碰撞，但此后该论文经数度修改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并被国际社会科学界广为引用。^[95]阎云翔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最为出色的诠释”是由金耀基和黄光国提出的，他们的研究“触及了人与其所有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且“渗透了儒家社会理论的影响”，而阎氏著作《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则是“通过经验研究来检验”前者的理论。^[96]

第一步是梳理传统观念，并将其概念化。中国人讲的“人情”与“关系”，在儒家思想中可追溯到“仁”“义”“礼”的观念，集中体现为“亲疏”和“尊卑”两个认知向度（cognitive dimensions），以及“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97]费孝通（1948）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它是描述“人和人关系的一种格局”^[98]，是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就像将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一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亦愈推愈薄。^[99]“差序格局”落实到社会交往中，体现为“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首先考虑“对方和自己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又有多密切”。^[100]“仁”是“亲其所当亲”，“义”是“尊其所当尊”，“礼”则是依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所作的“差序性反应”。^[101]

第二步是将传统观念与西方概念对话（或寻找能够进行中西对话的概念）。社会交易理论是解释西方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论，有三种交易或分配资源的原则（公平法则、均等法则和需求法则）。公平法则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大小分配报酬；均等法则不管贡献，一律平摊报酬；需求法则也不管贡献大小，而是按照接受者的合理需求分配报酬。^[102]中国的“人情”类似“均等法则”，但又比后者复杂。“‘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103]可见，中西概念不能直接“翻译”或“外推”，但可通过一套更高抽象层次的概念系统作为中介来联结两者。

第三步是引入更高抽象层次的新概念系统，将（概念化之后的）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概念对接。这是韦伯“理想类型”（ideal type）式的努力，黄光国用“情感性”与“工具性”作为关系理想类型的两极。其区别是，个人在与他人维持情感性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便是最终目的；而建立和维持工具性关系时，关系本身则是获取其他资源的手段或工具。^[104]当然，“情感性”与“工具性”的两极只是“理想类型”的两极，现实生活中两者往往相互交融，只是成分不同而已，因而介于两者之间的用“混合性”来表示。

“情感性”“混合性”“工具性”三种关系类型，既能涵盖中国传统观念，解释文化的特殊性，也能与西方社会交易理论及其概念对话，体现普遍性的解释力。对儒家“五伦”来说，父子、夫妇、兄弟属于情感性关系，朋友和君臣则是“混合性关系”；对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来说，家庭、密友、关系密切的同辈人等团体就是情感性关系。按照差序格局的框架，中国人在分配资源时往往根据关系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而社会交易理论的三种原则能够与之对话。在情感性关系中，资源分配采取“需求法则”，以传统中国家庭为例，“每一成员都应当为家庭尽力，家庭也应当供给他生活所需之资源”^[105]；在工具性关系中，资源分配采取“公平法则”，例如与陌生人交往时往往关心公平与否；在混合性关系中，有情感性关系但不深，因而资源分配采取“人情法则”，即看交往的对方与自己关系如何（往往要看有没有共同认识的第三者，以及彼此与第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人情和面子最有可能体现在混合性关系中。^[106]此外，如果说三种关系类型属于“仁”，那么三种关系对应的资源分配法则就是“义”。按照黄光国的说法，每一对关系都应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仁”相当于关系中的情感性因素，“义”则是依据情感性因素的多寡来选择适当的“交换法则”，“礼”则是经过考虑得失后表现出来的行为。^[107](www.xing528.com)

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见图0-1）体现了他的理论观：“一个理论模型，不仅要以它所描述的事实来加以考验，同时还必须具备形式上的简单性，以及表述上的清晰性，能够说明和预测经验现象，满足人们在认识论和语义学方面的要求。”^[108]该理论“代表了儒家的文化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未必会完全按照这个模型行事，但“我们要了解儒家社会中人们的行动智慧”，却必须先做这样的分析。^[109]

图0-1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理论中的核心关系模型

可见，优秀的华人学者与西方知识论展开了充分对话，对华夏传播理论建构的启示是：理论建构中解释（关系）与解读（意义）都不可或缺，既可提炼洞见或进行深描解读，亦可将日常语言（传统观念）发展为本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