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思想到理论之路径

理论建构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而历史或传统文化取向的本土化路径（华夏传播研究）曾被寄予厚望。但早期华夏传播研究或是将中国传统思想等同于现代理论，或是用现代理论切割古代思想，因而遭受了诸多批评。“本土化”路径不免让人产生怀疑：历史/传统文化取向的华夏传播研究之路还走得通吗？我们从知识论与方法论的视角提出了如下问题：

（1）回顾历史和传统思想有无意义？意义何在？

（2）从传统思想到传播理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在前两个问题上，我们在《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2016）一文中提出“历史是活着的过去，我们依靠历史理解当下”，“没有无根的现实”，“一切现实经验都渗入了历史经验”，“理解现实的最好办法是回顾过去”。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体现出对历史的重视，因而要把社会科学看作历史学科。

在后两个问题上，我们提出“从思想到理论”的路径。尤其是“接着讲”汪琪等人（2002）提出的论断，即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现成的、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定义的理论，只有理论的胚胎的。那么从可能性（知识论）而言，胚胎能否发展为理论？从可行性（方法论）而言，胚胎如何发展为理论？我们认为，思想不仅可能发展为理论，而且具备切实的可行性。当然首先要厘清两个问题：什么是理论？社会科学家是如何建构理论的？

什么是理论？理论有着普遍性的追求，目的是描述、解释乃至预测世界，在形式上体现为一系列具有逻辑关联的概念和命题。理论起初是自然科学的“语言”，即寻找世界的普遍自然法则，体现为描述、解释天体等研究对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从而进行预测。孔德等早期社会学家也以此为理论的模板，试图探求社会世界的“普遍性”规则，具体体现为分析人类研究对象中的因果关系，但不探求思想、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原因”。韦伯则认为，人不同于天体等研究对象，除了因果还有意义，因而主张平衡因果和意义的“解释性社会学”。人类学家格尔茨援引韦伯的“意义之网”，认为文化分析不是寻求规律，而是探求意义。传播学家凯瑞也追随格尔茨，认为传播的文化学旨在阐释或解读行为/行动等“文本”的意义。(www.xing528.com)

如何建构理论？由于理论需要解读意义，因而语言和文字是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因为“意义”是由作为符号的语言和文字承载的。凯瑞认为，符号既是对过去现实的表征，又为新的现实提供了表征，因而人先用符号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居住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正如韦伯与格尔茨所言的“人是悬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实际上，人正是凭借意义开展行动的，因而吉登斯认为每个正常人都是自己的理论家。但无论是意义还是语言和文字，它们都不只是共时性的当下存在，而是历时性的历史存在物。维特根斯坦就认为语言像一座古城。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依然在支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然，日常语言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语言。吉登斯认为，普通人用日常语言（词语和句子）理解和解释世界，而社会科学家则用科学语言（概念和命题）理解和解释世界，而且社会科学家与普通人拥有一部分“共有知识”。只不过社会科学家建构理论需要经历“双重解释”的程序，首先要像研究对象理解自身那样理解他们，然后超越普通人（特殊性）的理解，用更为精致的语言（概念和理论）抽象到普遍性的层面，揭示更为深层的联系。因此，运用古老的语言，借助双重解释的程序，是可以建构理论的。凯瑞正是用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语言（基督教的“仪式”和荣格的“原型”）建构了“传播的仪式观”，而且恰恰遵循了“双重解释”的程序。而华人学者黄光国则用中国传统思想和日常语言（人情、面子、关系、报）成功建构了“人情与关系”的本土理论。他的方法是，首先让中国传统思想/日常语言与西方概念充分对话，再用更高层次的概念统摄两者，也类似于“双重解释”的程序。

因此，将日常词汇或传统观念发展为学术概念/理论是可能的。用凯瑞的方式说，我们运用这些词汇/思想/观念才得以理解过去的一切经验形式，并为现在的经验提供形式和调子。换言之，我们之所以理解自己的语言，是因为语言既描述了我们的生活过程，又建构了我们的生活过程。语言的这种特性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所揭示，如海德格尔、马丁·布伯、伽达默尔等。日常词汇以及背后的传统思想实际上指向了韦伯所说的“意义之网”，或者说人赖以行动的“释义系统”。几千年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中国传统思想，就是中国人“意义之网”的重要构成部分，即使经历了一百多年西方思想的冲击，仍然在“日用而不知”地发挥作用，也体现于很多日常词汇中。

华夏传播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理论的胚胎”，即梳理作为“意义之网”的“华夏传播观念”，它们是足以发展成传播理论的胚胎的。我们发现至少有十对“华夏传播观念”，分别是：“阴—阳”“和—合”“交—通”“感—应”“中—正”“时—位”“名—实”“言—行”“心—受”“易—简”。

华夏传播研究的任务之二，就是“从思想到理论”，即以这些观念胚胎为基础建构理论。我们尝试建构三种华夏传播理论，即传播的接受观、传播的交往观与传播的辩证观。一方面，它们是对中国古代传播现实的表征；另一方面，它们能为新的传播现实提供表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