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责任论析：探究美国主流媒体中的框架话语

在包含了“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的报道文本中，《纽约时报》的记者通常会对中国各级政府机关是否有足够的行政能力，以较高的效率管理好国家提出质疑。这一框架常常将各种中国发生的新闻事件或话题归责于中国政府的行政举措。

在“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中，最常见的隐喻话语包括将中国的政府机关比喻为“红色的恐龙”。恐龙的意象在英语文化中表示既古老落后又行动缓慢迟钝，无法适应现代节奏的老古董。《纽约时报》记者将在中国做生意的体验比喻为“就像参加一场激烈的冰球比赛”。冰球比赛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因素的作用。这样的隐喻突出了在中国市场环境中存在着巨大的变数。

“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中主要的标语式表达包括“反应缓慢的国有经济”“令人瞠目结舌的浪费”“混乱无序”“不确定性”“经费的滥用”等话语。这些口号式的话语表达明确地提示读者激活脑海中关于将各种问题归责到政府行政能力的认知基模。

另外，“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化范例主要包括：中国的普通民众通过言语行为表达对政府行政能力和效率的信任程度；政府如何处理重要的公共事务的例子；以及政府在关键时刻不合时宜地沉默的事例等三个主要类型。具体而言，《纽约时报》花了很多笔墨描绘了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几年间，大量香港人开始积极申请第三国护照以备不时之需的情形，以及香港的企业家开始大量收购国外资产，而将香港本地产业出售的做法。与此类似，记者在报道中国河南农村的艾滋病事例时，曾引用当地受访对象“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可是看上去并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这些事例支持了“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背后的隐性主题。除此之外，一系列描绘中国政府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的例子更为直接地支持体现了“归责中国政府”的框架。典型事例包括：《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在2002年应对SARS传染病公共健康危机时的表现；当地个别官员为了各自利益纵容各种类型的非法交易；政府由于各种原因忽视了对各类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导致文物遭受不可复原的破坏；国家生态环境中出现大规模的沙漠化情况；北京音乐厅建设项目被拖延的事例；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主流的国际会议之后拒绝回答西方媒体记者提问的例子。

构成“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的显性话语工具中还包括大量对于因为政府行政效率问题造成后果的细节化叙述。具体来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农村的艾滋病危机时叙述为：

“These AIDS ravaged villages are finally getting something from the government besides denial，inaction and intimidation as the government put lackluster effort to face HIV infection to save the nation on the verge of a catastrophe.”

虽然新闻实际报道的内容是政府开始积极向艾滋病蔓延的农村地区提供包括医药和医疗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但记者在此处的深度叙述仍然将这种支持描述为“lackluster”（乏善可陈）的支持，而且这种来自政府的支持被描绘为是在原先否认、不作为等行为之后出现的变化。

更能打动普通读者、使其产生较为强烈情绪反应的深度叙述还包括记者对2002年中国一所初中学校发生火灾进行的生动描绘：(www.xing528.com)

“21 children were killed，many of them suffocated on a pile of bodies after a guardrail gave way on a darkened stairwell at a middle school.”

记者生动地叙述火灾现场一片狼藉的惨状。数目众多的孩子的遗体叠在一起，许多未成年人因窒息致死的悲惨画面给读者的感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当记者点明造成孩子们遇害的原因是由于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问题时，这样生动的叙述通过激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反应，直接支持了文本背后“归责中国政府”的框架主题。

在深度叙述个人的各种境遇之外，《纽约时报》应用这一框架话语包的报道文本还对因为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产生的后果做了细致的描绘。例如，记者涉华报道文本中就曾经将中国的股票市场描述为：

“（The stock market is）bloated with low quality statecontrolled companies and was prone to manipulation by policy makers and industry insiders.”

此外，《纽约时报》报道文本中相应的深度叙述还常常涉及：三峡工程130万移民的安置方式；4世纪的雕像和古画因为政府未能善加保护而遭到地震、污染和严酷气候的破坏；中国的城市中因为大型基建工程的搁浅而形成许多烂尾楼甚至“鬼城”的情形等。

“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中的推理归因工具则是常常提到中国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全面的行政化和官僚化管理导致整个社会的官僚体制本身过于庞大，对环境的快速变化反应较为迟缓。而政府和各类公务机构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则常常被美国主流媒体的叙事刻画为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会面临各种困境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作为应对和理解该问题的基本政治和伦理原则，美国主流媒体提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作为重要的世界大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推动中国在关键的政策制定和社会问题上提高应对和治理的效率，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