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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教育科研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塘沽教育中心教育科学研究室制度体系塘沽教育中心教育科学研究室制度体系,秉承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确立的制度体系。中国教育学会、天津市教育学会、塘沽教育学会制度体系比较如表4-24所示。塘沽教育学会、塘沽教育科学研究室双重机构的建立为塘沽教育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塘沽教育科研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教育科研制度指在教育科研活动中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行动准则与机制。在教育科研部门不同的岗位上的人,都有其具体的做事准则,目的都是使各项工作按计划按要求达到预计目标。塘沽教育科研组织在从“八五”到“十二五”的二十几年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自发到自觉、由自组织到他组织、由群众性组织向行政性组织的演进过程。

塘沽教育科研组织包括塘沽教育中心教育科学研究室和塘沽教育学会两个并行的组织系统,而这两个并行的组织系统分别隶属于两个并行的管理系统:一个是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为代表的行政性管理系统,一个是以中国教育学会、天津市教育学会为主导的群众性管理系统。因此塘沽教育科研制度也呈现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包容的制度体系:塘沽教育中心教育科学研究室制度体系和塘沽教育学会制度体系。

(一)塘沽教育中心教育科学研究室制度体系

塘沽教育中心教育科学研究室制度体系,秉承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确立的制度体系。它们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制度体系一脉相承,除了在管理层级、范围和设置的时间上有所差异,其结构宗旨、规则章程和操作模式几乎属于同一版本,体现了上下层级在制度建设上的系统性和关联性

全国教育规划办、天津市教育规划办、塘沽教育中心教科室制度体系比较如表4-23所示。

表4-23

续表

在教育科研生态系统中,塘沽教育中心教科室的各项教育科研制度作为一个决定教育科研事业发展的生态因子,在充分汲取全国教育规划办和天津市教育规划办的制度生态养分的基础上,蔓生出更多的更适合于基层教育科研工作发展的管理要素。这些要素,不仅体现了教育科研制度在教育科研行政体系中自上而下的链接过程,而且充分显示了教育科研工作在基础教育沃土上——基层学校中得天独厚的生命张力,为我们反观教育科研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塘沽群众性学术团体——塘沽教育学会制度体系(www.xing528.com)

塘沽教育学会(全称塘沽教育科学学术委员会)是中国教育学会(全称中国教育科学学术委员会)、天津市教育学会(全称天津市教育科学学术委员会)下辖的区县级群众性学术团体。基层社团的特性,决定了其制度体系中固有的承袭关系。

中国教育学会、天津市教育学会、塘沽教育学会制度体系比较如表4-24所示。

表4-24

续表

与行政性教育科研组织不同,中国教育学会建立时间晚于天津市教育学会,二者的组织机构以及制度体系也存在着明显差异。1956年,天津市教育学会作为天津市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单位,在天津市社会科学联盟的直接领导下,在天津市教育系统范围内展开工作。1978年,天津市教育学会恢复之后,依托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市教育局,会同天津市教研室各业务科室为主体的各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分别从整体和学科的角度负责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科研工作。除了分支机构(各专业委员会),天津市范围内的区县学会、市级直属校、天津市外设单位等22个会员单位都是天津市教育学会下辖的二级学会,其制度体系与市学会制度体系基本相同,关系如同“母子”。而1979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的机构建制更趋向于专业化、综合性。它以专业研究领域为基础,囊括了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不同侧面,与天津市教育学会的制度体系密切相关而又各有侧重——这一特性充分体现了在同一生态环境下群众性学术团体的自组织和裙带性(组织间的远近亲疏关系决定了制度间的连带关系)的特点。

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中,群众性教育学术团体常常作为教育行政体制的衍生机构而存在,不可避免地受到教育行政体制的制约。在国家体制改革以前,各级教育学会一直是依托于地方政府或者教育机构、以类似体制内的教育科研业务管理部门的形式存在的。其主要领导以及工作人员多数都是由体制内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兼任,财政支出主要靠地方政府或者教育机构的资助。在天津市,很多区县级教育行政和事业单位中没有专门的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基层教育科研工作或者由教研部门监管,或者由区县级教育学会承担。塘沽的教育科研工作也是一样,最初的教育科研工作就是由塘沽教育学会组织和领导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教育科研工作在学校教育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些先行的教育行政机关,开始出现了专属的教育科研机构。当时作为独立行政区域管辖下的塘沽区教育局(现归属滨海新区教育局)是建立区级教育科研机构的先行者之一。塘沽教育学会、塘沽教育科学研究室双重机构的建立为塘沽教育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财政彻底分离,作为中国最大的群众性组织的中国教育学会同其他的社会性组织一样,面临着工作组织形态的转变和工作方式的转型。自2011年以来,中国教育学会、天津市教育学会采取“会员制”“以会养会”“项目代管”等制度,实现了转型期学会工作和财政收支的平稳过渡,教育科研工作也更加深入和丰富。塘沽教育学会与其他区县级学会一样,在落实天津市教育学会“三级管理”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进学科专业委员会和基层学校学术委员会建设,保证了群众性教育科研工作的繁荣发展。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和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科研工作已经成为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工作者不可或缺的一项常规工作。基层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室和学校学术专业委员会等基层教育科研组织应运而生。以塘沽教育科学研究室和塘沽教育学会为核心的塘沽教育科研生态系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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