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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汉、英译本调研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截至本书撰写之际,从国家图书馆和国外相关图书馆查询的《中庸》译本目录有17本,其中笔者收集的《中庸》译本有14本,包括一本节译本,一本编译本。之后开始出现增加趋势,2011年达到一个新高峰,年度发表11篇研究成果,之后呈现下跌趋势。检索数据显示,《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相关研究成果极为有限,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中庸》英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核心术语英译等方面的探讨。

《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汉、英译本调研

中庸》出自《礼记》,后为儒学大师朱熹推崇,独立成篇,与《论语》《大学》《孟子》并称为“四书”。《中庸》被认为是“在整个古代儒家文献中‘最’具有哲学性的”著作,[1]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的历史中,相比其他典籍如《老子》《论语》《大学》等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的程度而言,《中庸》的传播与接受却显冷清。截至本书撰写之际,从国家图书馆和国外相关图书馆查询的《中庸》译本目录有17本,其中笔者收集的《中庸》译本有14本,包括一本节译本,一本编译本。从目前收集的《中庸》传播与接受资料看,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他们对《中庸》英译历史鲜有著述,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英的翻译史,却对中国典籍英译史存而不论;中国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中的翻译史,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2]。本书认为有必要梳理《中庸》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探究《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以促进对《中庸》英译的认识和研究,这对于研究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依据中国知网(CNKI)、中国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等数据库检索了相关研究成果。在知网输入主题词“《中庸》、英语世界、传播、接受”后,检索结果为零;为了扩大检索范围,笔者输入与《中庸》传播与接受主题相近的“《中庸》、传播”“《中庸》、英译”二组主题词,检索到相关信息。

在知网[3]输入主题词“《中庸》、传播”,获得自2000年以来相关研究成果,共计100条结果(包括期刊论文、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主题分布如下图所示:

(http://kns.cnki.net/kns/Visualization/VisualCenter.aspx)

本图显示,涉及《中庸》对外传播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为《中庸》英译本研究(18篇)、《中庸》思想研究(11篇)、辜鸿铭译本研究(7篇)、理雅各译本研究(7篇)、安乐哲译本研究(4篇)等,还有少部分涉及儒家文化、《中庸》文化、先秦思想、《中庸》等。

以时间段统计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趋势如下图所示:

(http://kns.cnki.net/kns/Visualization/VisualCenter.aspx)

本图显示,2000年至2018年之间,《中庸》相关研究成果年度发表量从2006年开始出现增加趋势,2007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年度发表5篇相关研究成果,之后出现下降趋势,2008年跌至谷底。之后开始出现增加趋势,2011年达到一个新高峰,年度发表11篇研究成果,之后呈现下跌趋势。2013年后又逐渐增加发表量,2013—2016年再次出现新高峰,年度发表12~13篇,之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发表相关论文6篇,与2013年持平,总体上呈波浪形缓慢发展趋势。

在知网输入主题词“《中庸》、英译”后,获得自2003年以来相关研究成果83条(包括期刊论文、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主题分布如下图所示:

(www.xing528.com)

(http://kns.cnki.net/kns/Visualization/VisualCenter.aspx)

本图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庸》英译研究主要表现为对译者、译本的分析,如辜鸿铭《中庸》英译研究(46篇)、理雅各《中庸》英译研究(19篇)、安乐哲《中庸》英译研究(14篇),还有从生态翻译学(3篇)、功能对等理论(3篇)、后殖民翻译理论(3篇)、译者主体性(3篇)等方面进行的研究等。

以时间段统计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趋势如下图所示:

(http://kns.cnki.net/kns/Visualization/VisualCenter.aspx)

本图显示,2003年至2007年期间,每年发表相关研究成果1篇;2007年至2011年期间,《中庸》英译研究开始呈现向上发展趋势,2011年达到第一个高峰,年度发表9篇相关论文;2013—2014年达到最高峰,2014年发表相关论文达到13篇,之后呈波浪形下降趋势,2016年发表11篇,2018年发表相关论文3篇,与2008年持平,《中庸》英译研究总体呈平缓下降趋势。

检索数据显示,《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相关研究成果极为有限,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中庸》英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核心术语英译等方面的探讨。王辉[4]认为,辜鸿铭英译《中庸》及其他儒家哲学经典带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渗透了译者本人强烈的个人情感和思想,拟通过英译《中庸》向西方世界传递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德文明观,使西方读者认真反思他们在中国的野蛮行径。王辉[5]还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辜鸿铭的翻译实践,指出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汉学西渐的主要传播者为西方传教士,他们的翻译实践深深地烙印了其特殊的宗教和殖民者思维特征,而辜鸿铭的《中庸》译作不为原文文字所束缚,广泛引证西方文史哲经典格义《中庸》,借助译本重构儒家文化道德哲学思想,抨击西方文明的虚伪、自私与残酷,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汉学典籍在西方读者中的认知,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助力普及《中庸》的思想价值。宋晓春[6]对辜鸿铭《中庸》译本正文以及副文本进行细致研读,指出辜鸿铭通过英译《中庸》,宣扬其道德哲学内涵,认为中华文明的道德才是真正拯救世界的文明原则,无论是前言、注释、附录还是核心术语的英译,处处都成为辜鸿铭宣扬道德哲学的战场,英译《中庸》已然不再是单一的信息传递,而是成为译者宣扬个人主张,建构个人哲学思想的领地。殷丽[7]王国维和林语堂针对辜鸿铭《中庸》英译本截然不同的评论进行了剖析,指出王国维在哲学思想视阈下考察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本,强调译著对原文的忠实,忽略了辜鸿铭作为译者主体对原文诠释的主观能动作用。林语堂则更加认同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赞赏辜鸿铭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策略,肯定辜鸿铭英译《中庸》的原则与方法。作者指出不同的翻译批评主体由于受其学术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影响,在评价同一译本时,易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不同的解读,呈现迥异的评论。钱桂荣、钟克万[8]认为当前对辜鸿铭《中庸》译本研究成果不丰富,研究视角单一,过多关注译本分析,缺乏对译者更广泛背景的考察,忽视了其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贡献,建议加强对辜鸿铭《中庸》译本的研究,多角度考量其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贡献。

宋晓春[9] [10]认为辜鸿铭、庞德、安乐哲与郝大维、浦安迪、迦达纳在英译《中庸》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译本前言、注释、附录等副文本,体现了深度翻译在英译典籍中的重要作用,表现了译者诠释《中庸》的不同路径:辜鸿铭重道德哲学的建构,安乐哲与郝大维注重过程哲学诠释路径,庞德尝试运用新柏拉图哲学诠释儒家思想,浦安迪重构诗学路径,迦达纳探索经典史学路径。作者指出无论采用何种路径诠释及英译《中庸》,都应该适度诠释,尽可能准确地将原文思想文化含义传递至目的语读者。谭晓丽、吕剑兰[11]通过对国外学术期刊对安乐哲英译中国典籍的评价进行分析,指出安乐哲的汉语典籍英译倍受国内学术界好评,但是国外学术界却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其过度诠释《中庸》文本,核心术语英译存在模糊隐晦的倾向。作者认为英译《中庸》及其他汉语典籍应注重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加强中西学者对话,提高汉语典籍的接受度。杨静[12]梳理了20世纪以来美国儒学英译历史,特别对陈荣捷、安乐哲与郝大维、庞德的“四书”英译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文本中心”和“文本相关”翻译范式,指出“文本中心”翻译范式强调对源语文本的忠实,彰显文化差异,突出中国文化特色,应该是英译儒学经典的首选范式。“文本相关”翻译范式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则有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原文意义,二种方式各有特点,并不具有唯一性。作者认为应加强中国典籍对外传播历史的研究,从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汉学史中挖掘和整理相关资料,丰富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历史研究

江晓梅对《中庸》系列核心术语英译进行了探讨。江晓梅认为“天”是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自然的、物理的空间,也可以是被赋予了人格意志或伦理道德权威力量象征,还可以指行政国别、国土的概念,将“天”译作“God”“Heaven”“Providence”“Nature”“Tian”等难以将“天”的复杂含义传递出来。“诚”既有合乎中道的意义,还有“生成、发展、完成”等含义,如果将“诚”译为“sincerity”“true”“truth”“real”“realness”“creativity”,都只是翻译了“诚”的部分意义,其中存在“对西方思维的”迁就的现象。[13]作者指出英译《中庸》之类的中国哲学典籍需要重点关注核心术语英译,准确把握核心术语基本含义,既要“避免中国的古代经典思想文化被西化或被基督教化,也要避免教条、生硬地翻译这些经典思想”[14]。侯健考察了安乐哲与郝大维《中庸》译本,探讨其《中庸》译本中的核心哲学概念英译问题,指出为使目的语读者感知中国思想文化的意义,促进汉语典籍术语被理解、被接受,对原文进行适度的操纵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有助于译本的传播与接受。[15]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中庸》对外传播与接受未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研究成果极为有限,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更多地局限于单个译者、单个文本的分析,对译者和译本的分析又主要集中于对理雅各、辜鸿铭、安乐哲和郝大维等译本的分析,其余译本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此外,缺少纵向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缺乏对近200年来《中庸》英译本的归纳与整理,关于英语世界对待《中庸》的接受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再就是缺少跨学科的联系与合作,鲜有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学者合作参与《中庸》对外传播与接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这种学术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既有我们自己对中国典籍英译历史的忽略和轻视,也有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不自信。《中庸》作为儒家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的确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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