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英译《中庸》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研究

（一）译者简介

辜鸿铭（Ku HunɡMinɡ，1857—1928）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13岁前往英国留学，后游学欧洲多国，先后获得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文学硕士学位、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versity）土木工程硕士学位。通晓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西方语言，精于西学西政。回国后，致力于儒学文化研究，不遗余力地对外传播儒学思想，成为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同时，由于其独特的文化保守思想观——对现代西方文明弊病的针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又使其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盛行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显得尤其另类，被称为清末文化“怪杰”^[1]。

辜鸿铭先后将《论语》《中庸》和《大学》引介至西方世界，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辜鸿铭曾师从英国浪漫主义思想大师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2]，深受卡莱尔思想影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有着深刻的认识。他通过译作和英文专著向西方世界直接传递中国文化和精神，探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偏见和歧视。

（二）译本介绍

辜鸿铭的《中庸》译本于1906年由上海墨丘利（Mercury）有限公司（也译为别发洋行）出版，书名译为The Universal Order，or Conduct of Life（《宇宙秩序或人生指南》），后于1908年收录入“东方智慧丛书”（“The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该丛书由柯兰梅-宾（L．Cranmer-byng）和卡帕蒂亚（S．A．Kapadia）主编，伦敦约翰·穆勒（John Murray）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为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人生指南或孔子的宇宙普遍秩序》），并于1912年、1920年、1928年重版。相较于1906年版本，之后的译本注释更为简练，序言也有所增减。1908年和1912年版的“序言”增补了有关《中庸》成书及内容特点的介绍，删掉了“何为道德或不道德”的译者论述及其他内容。同时，也删除了初版的ABCD附录。辜鸿铭的译本以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为原文，但其对《中庸》章节进行了顺序调整。辜鸿铭的译本无中文对照。一般以1906年版本为经典版本。五个版本的《中庸》译本基本信息如下面两表所示：

续表

以上表格显示，1906年版《中庸》英译本注释和附录最为丰富，共有ABCD四条附录，其余版本均没有附录，并且注释甚为简略。以1906年版和1908年版对比为例，1906版的第1章注释包含三段文字，而1908年版第1章注释只有两行字；1906年版的第7章附有近五页注释，1908年版第7章仅配有五行字的注释；1906年版第9章附有近四页注评，而1908年版第9章仅有一个段落的评注。1906年版第11章附有一页注评，而1908年版第11章则没有注评。如下表所示：

此外，辜鸿铭的《中庸》译本（所有版本）还对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的某些章节顺序进行了调整，如下表对照所示：

辜鸿铭译本中的第16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的第20章，辜鸿铭译本中的第20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的第16章，辜鸿铭译本的第27章包含了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的第27章和第28章，辜译本没有第28章。^[3]辜鸿铭在其译本中大胆行使译者权利，对原文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例如调整章节顺序等，借助译本传达译者的思想主张。

（三）译本注释

辜鸿铭1906年版译本注释尤为丰富，可以通过对比辜鸿铭译本原文章句行数与其注释行数，一览辜鸿铭译本注释概貌（以1906年版本前12章注释为例）：

具体比例如下图所示：

显然，辜鸿铭译本注释远远超出译文正文篇幅，有些部分注释篇幅甚至为译文正文的数倍，足见译者对于注释的重视。此外，辜鸿铭1906年版还配有ABCD四个附录，大篇幅阐述其关于中国与西方的道德、政治、文化之见解。

辜鸿铭在译本注释中大量引证西方经典哲学、文学名言，与《中庸》进行横向类比，强调《中庸》思想与西方经典哲学思想的相似性。例如在第1章译文的注释（原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辜鸿铭译文：“When the passions，such as joy，anger，grief and pleasure，have not awakened，that is our true self（中）or moral being．When these passions awaken and each and all attain due measure and degree，that is the moral order（和）．Our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 is the great reality（大本lit．great root）of existence，and moral order is the universal law（达道）in the world．”^[5]）中，译者就大量引用西方哲学家马修·阿诺德^[6]的引文类比《中庸》里的“中”：(www.xing528.com)

“‘真实的自我’（‘中’）——其实指我们内在的中心自我，或者如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言，指‘将我们与宇宙秩序连接的我们道德感的中心线索’。阿诺德先生也把它叫做‘永恒的自我’。因此，如上文所言，它是我们存在的根。阿诺德先生说，‘我们内在的力量和天性犹如内在的道德倾向，本身具善，但是需要有中心（道德）倾向使其和谐并存’。”^[7]

辜鸿铭在此处引用马修·阿诺德先生关于“真”的讨论，以说明《中庸》的“中”即真实的自我，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的含义。在第3章注释（原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8]译文：Confucius remarked：—“To find and get into the true central（中）balance of our moral being，i．e．，our true moral ordinary（庸）self，that indeed is the highest human attainment．People are seldom capable of it for long．”^[9]）中，辜鸿铭引证爱默生（Emerson）所言类比“中庸”含义：

“爱默生道：‘人类生活的重要事实一直未被我们所见。猛然间遮盖的迷雾被揭开，得以让我们直面它，我们不禁感叹，如果早知这些事实，我们怎会虚度光阴（好时光）！’”^[10]

辜鸿铭引证爱默生所言，论证日常生活的事实常被人们忽略，直到某一时刻突然意识到事情的真相或本质。在第6章注释（原文：“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11]译文：“Confucius remarked：—‘There was the Emperor Shun．He was perhaps what may be considered a truly great intellect．Shun had a natural curiosity of mind and he loved to inquire into near facts（literally‘near words’，meaning here ordinary topics of conversation in everyday life）．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and he recogniz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a positive existence．Taking the two extremes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he applied the mean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in his judgement，employment and dealings with people．This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hun's great intellect．’”^[12]）中，辜鸿铭将欧洲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和歌德与舜帝进行比较：

“舜帝的大智大慧其实可以与近代欧洲的两位知识巨人相提并论——莎士比亚和歌德。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他所有剧本中没有任何一位角色本质上（生来就是）是邪恶的……爱默生也说：‘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对世界怀有的最广泛的希望以评判他的智慧。’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目前弥漫在个体和国家中的被称作悲观主义的东西其实就是知识的病态、缺陷乃至畸形的表现。”^[13]

辜鸿铭不惜笔墨，用整整两页篇幅的注释对第6章进行深入解读，对比分析舜帝、莎士比亚和歌德关于人性的共同认识，指出对人性持有积极态度的人才应该是智慧之人。

辜鸿铭还充分利用译本前言及附录，阐述其关于中西文明之认识，指出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秩序观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辜鸿铭在《中庸》译本序言中写道：

“绝大多数人相信中国旧式的秩序正在消亡，人们欢呼新学和进步文明的到来。而我却相信中国旧式的秩序不会就这么消亡。因为我认为这些旧秩序——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秩序——是一种道德文明，是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质，绝不可能就这样消失。……《中庸》译本清晰地阐述了这种道德责任感，在中国文明体系中，它是构建人类行为与社会秩序的基石。当然这一切并不包含‘新学’，而是包含更好的‘真学’。在每一个曾经拥有文明的国家的最好的文献中都能找到关于它的不同形式的表述。正如我在译本注释中指出的，写于2000年前的这本书中所阐述的道德责任感可以在现代欧洲最伟大、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最新著作中找到同样的表述。”^[14]

辜鸿铭认为《中庸》思想重点阐述了道德责任感，这是中国文明的基石，这种思想与当时入侵中国、大肆掠夺中国财富的欧洲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是因为欧洲人抛弃了他们曾经笃信的道德责任感，反而成为了不文明的代言人。辜鸿铭还在附录ABCD中，对欧洲的教育、道德情感、公平正义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指出道德文明是一切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石，而中国文明正是拥有如此深厚的道德文明感，才能历经几千年仍然伫立于世界。辜鸿铭的译书目的十分清楚，那就是通过翻译，把《中庸》蕴涵和表现的中国文明传播至西方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明的精髓和其重要性，因为中国文明和道德责任感才是拯救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

辜鸿铭充分利用前言、注释、附录等副文本，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西方哲学理论、文学典故来解释和发现中西哲学思想的异同，拉近西方读者对于《中庸》的距离，减轻西方读者的阅读困难，增强其认同感，提高其理解力，同时也借副文本阐发个人思想。

（四）核心术语翻译

核心术语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译者关于《中庸》的认识，辜鸿铭《中庸》译本核心术语翻译也不例外，如下表所示：

辜鸿铭译本中的核心术语大多与“moral”（道德）相关，如“道”“和”“君子”“德”“性”“礼”等分别被译作“the moral law”“moral order”“the moral man”“moral qualities”“our moral being”“mor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等，因为辜鸿铭认为《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宣扬道德责任感，从家庭的基本伦常至社会的最高规范无一不受道德责任感的侵染，道德责任感是一个文明世界的最重要的基石，是一切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道德责任感是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最突出的部分，中国文明的这种道德责任感在《中庸》中得到了最有力、最完整和丰富的表达，《中庸》就是对这种“道德责任感的阐述和解释，它构成了中国文明设计下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础”^[15]。辜鸿铭希望《中庸》译本能够帮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在与他国人民交往时循道而行。可见，核心术语英译已然成为译者表达思想的有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