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影响

80年代，人文主义思潮针对传统政治体制对人的压制和对人的价值的否定，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口号。“在‘人的解放’的旗帜下，持有各种相异立场与观点的人们，组成了精神上极为广泛的统一战线。”[19]那就是对“文革”的反思和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以及思想解放，政治上发展民主，支持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造成这种同质性思潮的原因，在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青年知识分子处于同样封闭的环境，受同样的环境刺激，生活于基本同质的社会结构中，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与利益对峙。这种生存条件的同质性，导致对‘文革’的逆向心理的同质性，这正是80年代知识分子自由启蒙思潮，即思想解放的社会心态基础。”[20]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初步成型并开始加速发展，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转型所导致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开始统领社会文化价值观。在社会全面商业化的背景下，人的自然欲望和功利性追求被释放出来。如果说，在政治第一的年代，人的价值被政治异化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中，人的价值则被商业异化。在不可阻挡的商业化大潮中，人的价值和自我意义何在？人文精神何以存续和发展？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分歧，一部分知识分子充分肯定世俗化所带来的正面意义，尤其肯定世俗化在对抗政治专制主义和个人生活禁欲主义方面的作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对世俗化的负面效应表达出强烈忧虑，从道德角度对物欲主义进行猛烈抨击。19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这两种立场的碰撞和观点的交锋。

1993年下半年，上海学者王晓明和他的学生就当前文学现状进行了一场谈话，并在《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读书》杂志1994年第3期到第8期发表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专栏文章，使人文精神的讨论逐渐在全国展开，并从文学界扩展到整个学术界，多家权威报刊如《东方》《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开辟专栏提供讨论舞台。讨论焦点为“人文精神是否失落”“如何重建人文精神”，而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理解是论争的症结所在。这场讨论吸引了大批文学理论界和哲学界的学者参与，共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成为20世纪末中国重要的文化事件。(www.xing528.com)

对于这起文化事件现在已盖棺定论：1980年代位居“启蒙导师”位置的知识分子在经济迅速发展、结构剧烈转型的1990年代初迅速被挤向边缘，他们对市场经济产生的负效应，如价值规律渗透文化领域，百姓情趣左右文化走向，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高雅文化和朴素的民间文化被侵蚀等现象产生强烈的忧思，并大力进行抨击，表现出知识分子对90年代市场经济初创时期的负效应缺乏心理准备和应对，对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的萌生认识不足。总之，这场讨论反映了思想文化界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现状的基本感受和初步分析。虽然当时这是一场局限于学术界的文化运动，但是在结束后反而越来越显出其价值，由于媒介对人文关怀话语的反复引用和传布，使得这场局限于思想文化界的讨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新生”，人文主义开始从相当专业的思想史术语开始向大众话语转化，“人文景观”“人文传统”“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等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从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关于“人文精神”的话题依然被继续关注与讨论着，它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反思，让更多的人开始对自我、对社会有更为理性的思考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