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重新确立求真传播

对于刚经历过“文革”的新闻界来说，理性的意义首先在于反对愚昧和迷信，重新建立求真求实的态度。因此，理性精神在新时期新闻传播中首先表现在求真精神的弘扬上。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结论，为这一时代落下了厚重的帷幕。这一历史定位，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一个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和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但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论证过程，却必然以清算‘文革’为肇始。”[9]这就是1978年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篇语，以此为开端，我党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思和全面突围，并为改革开放酝酿舆论的氛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正式开始。在此之前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部发表了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一文，并引起了小范围内的讨论，为5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先期准备和铺垫。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之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予以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在中央级各大报纸的影响下，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也陆续转载此文，由此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向全国范围。

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理论主张都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因而，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也遭到保守势力的非议。但最终真理的阳光穿透错误思想的云翳，开始普照神州大地。这与各个级别的报纸等媒体对这篇文章的转发有密切关系，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关系中国前途与命运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媒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对历时半年多的党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提出，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和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新闻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在承载历史反思使命的过程中，新闻传媒成为思想解放的阵地和武器，新闻理论界开始解除了教条的束缚，对过去人们以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新闻学的重要观点发出了质疑之声，从对“新闻是什么”的讨论开始，进而对新闻媒体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反思，对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理论重新进行探讨。在这个大环境下，新闻界发现新闻之所以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不能按照新闻价值来判断事实，也就是不能坚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提到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因此，新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建立新闻真实性权威地位，重新确立“新闻要用事实说话”的地位。(www.xing528.com)

在这个时期，以各级党报为主要阵地，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为主要形式，新闻真实性议题成为当时集中讨论的话题，反映了这一时期新闻界对新闻真实性问题的重视。早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生之前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占锟的文章《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文章揭露，“四人帮”的“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就是为“造谣有理”制造理论依据，就是通过利用新闻报道对事实的选择来说假话。自10月14日起，《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编者述评《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再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从领导干部作风上找原因——三谈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解放军报》头版开始开辟《揭露假报道抵制浮夸风》专栏。其“编者按”指出：“新闻必须真实，这是无产阶级新闻的基本原则。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杜绝弄虚作假和报道失实的现象。本报开辟《揭露假报道抵制浮夸风》专栏。这个专栏将刊登读者揭露本报发表的一些弄虚作假和严重失实的报道，并公布作者姓名及其所在单位。”1978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载“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决废止“四话”》云：“‘四人帮’横行时期，‘空话、大话、废话和假话’‘四话’盛行。说‘四话’吃香，讲‘真话’、‘实话’倒霉。‘四话’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了‘帮八股’的腔调和气味，必须下大力肃清‘帮八股’的余毒。”[10]

80年代初，新闻真实性首先被作为业务问题提出来，其中就包括对“真理报模式”的反思。很长时期以来，由于新闻报道从单一的政治宣传出发，可以任意编选、任意拔高，而且在叙事方法上也有固定的格局、程式和语句，被称为“真理报模式”。它的特点是：①它不是从实践出发，它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②它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③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11]这样的新闻当然无法尊重事物的原貌和本质，如实地反映生活。1981年，在庆祝新华社建社五十周年的茶话会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对改进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著名的五点希望：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于1979年在概括中国的新闻改革时说：“新闻改革是从新闻业务改革开始的。业务改革首先是新闻写作的改革。新闻写作的改革曾经提出过几句话：要把假的改成真的（这是最基本的一条）；长的改成短的；旧的改成新的；少的改成多的；慢的变成快的。”[12]在这些论述中，“真实性”都被作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条要求首先提出。从业务入手，新闻真实性问题得到逐步加强。1984年在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上，对新闻真实问题进行了总结：近年来，我们报道了大量真实准确的新闻，在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意见，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同十年内乱时相比，有了根本的改善。[13]新闻的求真精神很快在新闻实践中反映出来。1979年首届全国好新闻评选，《“活着的黄继光”杨朝芬》获得消息类头奖，这篇报道获奖的原因是塑造了一个更加平实和真实的英雄人物，就如当时的评论所说：“它没有空话，没有英雄跃起爆破时‘想什么’的‘神化’镜头，也没有英雄舍身刹那‘说什么’的‘闪亮’的豪言壮语。它朴实地记述事情的经过，用人物的行动来反映人物的思想面貌。”[14]

对真实性的确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1983年左右信息观念被引进新闻界，因为信息观念的引进使人们认清了“新闻”的真正含义，并引发了一场“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大讨论。“1984年是我国新闻叙述结构总体格局的分水岭。1984年以前，新闻报道主要采取宣传模式；1984年后，新闻模式取代宣传模式成为新闻叙述的主角。”[15]1984年，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中国新闻学，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信息概念的引入所带来的新闻理论的变迁为新闻与宣传关系的争鸣提供了契机，因为以宣传为唯一要务的传统观念无法让媒体为受众提供信息给予合理的理论支撑，而社会对于信息的饥渴促使媒体重新认识到传播信息是媒体的重要使命之所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打破唯上唯书、沿袭陈规陋习的思维定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是与一大批新闻界的老干部和中青年新闻工作者发扬不唯上、不唯虚的理性精神分不开的。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拨乱反正，新闻界重新树立了新闻真实性的尊严，但当时主要还是指向“文革”时期遗留下的新闻造假现象，因此强调在报道内容上的真实性，但新闻真实性的更高要求是新闻传播者主动探寻事实真相，由于社会条件不具备，当时的新闻界还没有触及这一问题。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思想日趋开放，学界对新闻与宣传关系的探讨逐渐展开，人们开始对“宣传造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而对意识形态的扭曲带来的真实有了更理性的思考，尤其是随着记者主体意识的确立，主动发掘真相成为新闻真实性的更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