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视角下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意义与事实关系考察

理性精神在新闻传播中的恢复与建立，其重要表现就是以单一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新闻报道的核心价值取向逐渐向多元价值并存的观念体系靠拢，新闻开始从宣传走向报道，从“呈现意义”向“报道事实”转变，新闻逐渐回归到本质，就是报道事实；但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下，事实与意义的关系仍然显得扑朔迷离，二者的关系定位仍然模糊。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一位摄影师拍摄了一个男人用一辆摩托车载上他在大地震中死去的妻子的图片，图片最早发表在英国《每日邮报》2008年5月15日头版。这张图片后来被国内媒体大规模转载，成为当时关于汶川地震报道中最经典的画面之一。随着图片大量出现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主人公吴家芳也被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并赋予他“最有情有义的形象”，成为媒体争相树立的“道德典范”。但地震半年后，主人公吴家芳又结婚了。由于他的迅速再婚，使得之前那些对其在道德上褒扬和赞美的媒体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而也有一些传媒很快“挖掘”出了其中的“新闻”因素，于是追求轰动效应的商业化炒作加入进来，对他追访不断，最后演变成各家媒体合力促成的“吴家芳事件”。

从媒体对这件事件的反应来看，过去“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观念对新闻传播者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记者在有意无意地“拔高主题”。其实，吴家芳的行为只是大灾难后的人性证明，并不适合被赋予太多象征意义，也不应该在道德上人为拔高，媒体的报道明显有刻意追求“主旋律”的主观宣传色彩，试图为本不具备太多意义的事件和人赋予“意义”；而传媒刻意制造轰动效应的利益主义原则也使主人公彻底“被工具化”了，并最终将“悲剧”变成了“闹剧”。一方面是“意义”凌驾于事实，另一方面却是意义的虚无，这种状况几乎成为此类事件在媒体上无法逃脱的怪圈。(www.xing528.com)

2004年6月，复旦大学毕业生、诗人马骅在他支教的云南藏族村落因车祸坠入澜沧江。随后，一些媒体将其塑造为一个支边英雄，由于媒体的大肆宣传，云南省委发起深切悼念马骅并向他学习的号召，云南省教育厅也号召全省教育工作者向马骅学习；而在马骅曾学习和工作过的上海，团市委和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还专门举行了“学习马骅先进事迹，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赴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明永村小学支教服务志愿者招募活动，在青年中引起赴云南志愿服务的热潮。而另一些媒体则开始关注其生前的私生活，指出他是因失恋而选择去偏远地区支教。在媒体的报道中，马骅忽而变成了一个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神，忽而变成了因失恋而走进雪山的颓废者。而马骅的朋友则说，他只是一个诗人，一个追求自己行为方式和理想的人，媒体不应该随便拔高他，也不能随便降低他。[37]

无论是以意识形态本位立场给事实赋予“意义”，还是在利益至上主义原则下消解真正的“意义”，都会使事件和人物变形，离真实的事实越来越远。当社会整体的价值观趋向于二元的价值体系时，媒体和新闻传播者的立场成为关键因素，它会最终决定新闻真实的总体景象。“新闻主体想把什么样的真实景象呈现给人们，想让世界看到什么，其中必然蕴藏着新闻主体的传播目的和价值理念，即必然反映着新闻主体的新闻观。”[38]对于传播者来说，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社会中，以宣传本位为立场来采用一元价值观统摄丰富的社会现象的做法，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受众的心理需求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进行了重构，人文思潮也在冲击和改变着固有的价值观念，在市场化改革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中，国家意识形态与个体信仰的相对分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和市场为轴心，社会不断地发生分化，开始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人们对“个人”的关注显然超越了对“国家”“集体”“民族”等抽象概念的关注。“个人主义”的确立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是对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疏离，二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所采取的价值取向变得尤其重要。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媒体已经不可能充当价值评判的主审官，只能在尽力保持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容纳不同价值观的存在。试图以“意义”来规约事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媒体和具备理性精神的新闻传播者的选择，同样，丧失理性精神的利益至上原则也会影响事实的呈现，而这些对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理性精神的价值旨归是在致力于推动社会观念现代化的同时，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至上现象保持清醒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