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价值的实现，包括事态信息的感知、情态信息的体验和意态信息的传达等。情态信息分为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情态信息和传播主体在文本中表现的情感信息。”[39]可见，情感信息是新闻本身具有的一部分。但情感不是一种简单地对对象做出反馈的心理形式，而是一种主体同对象的关系的心理反馈形式。由于情感表现为体验，而且是反映主体对对象的关系，因此，主观色彩、情绪色彩比较浓，常常在反映主体同对象的关系中，显露出主体的价值态度。正因为情感具有的这种特性，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传播理性精神要求尽量排除记者的个人感情，从而保证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情感与理性的失衡有时会表现为传播者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立场影响对事实的判断和报道，在情感基调上偏袒某一方。1990年代以来，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日益失衡，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弱势群体”，由于制度性缺陷导致他们的利益诉求一时难以充分表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弱势群体”说话、针砭时弊成为媒介服务的热点和潮流。尤其是当党报还未能有效及时地关注这一社会变化时，一些90年代兴起的新锐市场化媒体开始广泛地关注社会问题和矛盾，一些报道呈现出一种基于底层民众的疾呼与愤慨的情感基调，甚至出现先于事件本身进行定性分析或事实与评论不分的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些媒体和栏目恰逢其时地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社会情绪排泄的出口。尽管90年代后专业主义精神逐渐在业界形成一种自觉意识，人们开始警惕新闻在情感信息方面的偏差，而更加看重新闻报道的理性和建设性。但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情感与理性的失衡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其更多表现在许多媒体在道德与市场的默许下去迎合民众情绪，丧失媒体本该具有的独立立场。
2006年1月，沈阳《华商晨报》刊登了年家庭收入只有4000元的东北一农民家庭向六位榜上有名的中国富豪级企业家求助的故事。这个农民家庭仅11个月大的婴儿因患先天性心脏病而命悬一线，东拼西凑借来了6万多元只能支付一周的医药费。于是，孩子的父亲给中国的富豪们写了一封求救信。《华商晨报》刊登了求救信的全文，并以连续追踪报道的方式详细报道了各个富豪们的不同反应。随后，北京的《竞报》于2006年1月26日整版转载了该故事；《北京青年报》的评论版连续三天发表相关评论文章，其他报纸也发表了相关评论。[40]在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以弱势人群代言者的身份对富豪们接到求助信件的反应进行了逼问式的报道，在媒体如此明显的价值立场的影响下，读者的目光很容易被聚焦到转型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上，继而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而新闻背后真正需要理性思考的许多问题却被忽略了。近年来，由于网络越来越成为舆论的中坚力量，许多社会情绪因媒体无法给予正确引导而更加激烈。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因股权调整引起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经理被打死。许多新闻跟帖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还有人称“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41]
由于情感与理性的失衡，媒体对这些社会事件的报道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不能为社会大众提供理性的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新闻话语的信任和敬畏。还有一些媒体似乎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讲话，但由于对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在“公共话语”的伪装下消解了社会责任和理性精神。2000年以来，专业主义理念逐渐在业界建立，改革浪潮也趋于稳定成熟，整个社会更呼唤那种具有理性沉淀和思想建设意识的新闻报道，以启发民众心智，疏导社会情绪，那种“刚猛”的报道方式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在当下，更应该提倡一种“进步主义”的新闻观，真正在公众利益的维护上有所建树，而这来自媒体自我意识的完善。
[1]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2][荷]托伊恩·A.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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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沃纳·塞弗林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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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超然等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9]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0]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11]洪兵：《报人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南方周末〉主编左方访谈录》，《新闻大学》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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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6]转引自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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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杨扬：《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19]沈世纬：《强化记者的主体意识》，《新闻记者》1993年7月。(www.xing528.com)
[20]安岗：《新闻事业的春天》，《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21]《反思·奋起·创造——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部分青年编辑、记者座谈摘要》，《新闻战线》1987年第12期。
[22]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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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5]李大同：《记者是“好事之徒”》，《知名记者清华演讲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26]张建伟：《我与深度报道》，《青年记者》1995年第1期。
[27]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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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高瑞泉、杨扬等著：《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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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郭镇之：《“客观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32]胡智峰：《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途径》，《广告大观》2006年第4期。
[33]张洁、吴征编著：《调查〈新闻调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4]陈峰：《把孙志刚案的真相告诉人们》，《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8日。
[35]郑馥璇：《角色与立场——新闻专业主义在“黑砖窑事件”报道中的呈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36]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37]《还原马骅：他绝不是因失恋去雪山支教》，《新京报》2004年7月8日。
[38]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39]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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