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视角下新闻传播研究成果汇总

新闻与人文主义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初期。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90年代重要的文化事件，随后人文话语逐渐在当代社会浮现和流行。新闻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无论是新闻业界还是新闻学界，对此的反映都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点。

根据笔者的检索，从1979年到2012年，相关论文近一千篇；但在1992年前，人文主义与新闻的论文只有三篇；从1993年到2002年，约两百篇；从2003年到2012年，约七百篇。从这些粗略的数字来看，学界对新闻与人文主义的研究呈上升的态势。之所以选择以1993年和2003年为界限，是因为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是1993年当代文化思潮的热点，自1993年起，“人文主义”“人文关怀”等话语逐渐成为大众流行话语，不同程度影响到新闻界对研究话题的选择。2003年，“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正式由官方提出，给新闻实务带来一定积极影响，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目；同时，进入新世纪之后，关于“人文精神”的话题进入“冷思考”阶段，研究逐渐深入、系统、全面，对人文思想的关注度有了较明显的深化。新闻界的研究由于起步较缓慢，变化更加突出。由此，笔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时间上的划分，以纵向地呈现学界对这一话题的研究趋向。

通过对这些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研究者主要集中考虑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新闻传播在人文关怀方面取得的成绩。新闻报道在内容方面、报道方式和视角方面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意识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比如民生新闻、社会新闻、灾难新闻等。大众传媒人文关怀的内容主要表现出平民化倾向，关怀弱势群体，强调底层体验，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在深度报道中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对理性的追求以促进形成受众的平等、民主、法制等公民意识。这些论文也讨论了新闻报道在形式上的变化，比如报道方式的变化：从灌输到互动，从结论式向动态式发展，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转向等。虽然新闻传播在人文关怀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总体来说，“当代传媒对受众现有的人文关怀与受众所需求的人文关怀相比是相当微薄的，是既不充分又不深刻的”。[7]

二是传媒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缺失以及原因分析。这一类论述大致代表了具有批判意味的文化人对传媒人文精神缺失的解读，这类研究的基本学术意图就是在传媒市场化的进程当中，探讨如何能够与完全追逐利润的商业行为适当地划出一条界线，使新闻传播真正体现人文关怀。

三是从宏观上探讨人文主义对新闻传播的意义。童兵发表于《新闻大学》（2001年夏）的《科学与人文的新闻观》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论述了新闻观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关系。他指出，在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中认识和描述新闻观念，体验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是建构正确新闻观的唯一出路。[8]尹鸿在《人文精神与大众传媒》一书中解读了人文精神的要义：“核心是两点，对个体来说，就是个体的自由，而关心个体的自由就意味着关心他在社会中的尊严。所以，对个体来说关心的应该是自由和尊严。另一方面，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不是独立的，你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不能无视他人的自由和尊严，当你在坚持和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尊严的时候，必然要包含秩序概念，也就是除了个体的概念，它一定包含着整体的概念。人文主义，除了关心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外，它必须关怀整体的公正性，平等和公正就是整体性。”[9]叶朗在《大众传媒的人文导向和伦理责任》一文中谈到：“过去对大众传媒比较注重它的政治导向，但是大众传媒除了它的政治导向以外，还有一个人文导向问题。”“跟人文相联系的就是媒体工作者的伦理责任问题。”[10]此外，也有研究者将“以人为本”与新闻传播联系起来，比如孙德宏的《思想解放：新闻传播必须以人为本》（《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6卷第1期）与丁柏铨的《新闻工作与“以人为本”》（《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如前文所述，关于新闻与人文主义的研究自1993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2000年后，新闻与人文主义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上海大学郝雨教授的《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罗彬的《新闻传播人本责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外，还有复旦大学博士王多毕业论文《人文精神与大众传媒》（2006年）和中国人大博士吴风华毕业论文《以人为本：我国大众传播的新理念》（2005年）都从不同角度探讨新闻、大众传播与人文主义的关系。(www.xing528.com)

复旦大学博士后王多的出站报告《人文精神与大众传媒》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话题最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他探讨了新闻的人文精神与人的情感、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与人的尊严、地位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接着，作者以葛兰西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支点对新闻传播人文精神的缺失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论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新闻传播人文精神的破坏与瓦解作用，描述了意识形态对新闻传播控制的三种模式，即屏蔽知情权、制造虚假需求和驯服与规诫。作者还从新闻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角度对新闻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具体分析了其中的三个层次，即新闻内容商品化、新闻受众商品化和新闻劳动商品化对新闻人文精神的负面影响。另外，作者也阐述了由于科学精神、专业精神的不足导致新闻人文精神的泛滥与越界，从而转化为非人文精神，并对新闻传播造成负面影响。最后，作者探讨了新闻的人文精神的价值张力，分别从三个维度分析了新闻加强人文精神带来的巨大效应，即新闻深度、媒体影响力和新闻的公共诉求。[11]这篇论文在立场上基于对现状的拷问和批判，整体思路上强调对人文精神缺乏的反思。

罗彬的《新闻传播人本责任研究》通过考察新闻传播与“以人为本”的关系及我国新闻业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文关怀精神的发育和存在状况及其流变过程，客观地呈现我国新闻传播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形成及其现实状况，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时代特征、人的主体性发展及人的具体需求等入手分析，提出应把新闻传播置于人的价值背景来考察，把“以人为本”作为新闻传播重要价值观来考量，将“以人为本”上升为一种道德责任，即人本责任；提出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本价值应成为新闻传播活动首要的价值，人本责任是新闻传播的核心责任等思想。[12]

虽然新闻与人文主义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说，人文主义思想对新闻传播的意义、影响以及对新闻理论构建的价值还没有得到中国新闻界的足够重视。新时期以来新闻传播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人文主义思想正日益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尺度并规范着新闻实践，只是还缺少理论上的系统总结。新闻传播与人文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有待进一步发掘的领域，对于研究者还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目前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之间关系的研究多为宏观论述和经验感知类的叙述，或着眼于个例，或偏重某一个方面的解析，缺少系统、深入的历史分析，没有注意到它在新闻传播发展中的演进脉络；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仍局限在道德伦理层面，没有考虑到社会政治意义等方面的内涵，也没有关注到它在当代文化思潮中的重要地位；在思考新闻传播中人文主义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时，由于其牵扯的范围太广，大多数文章是流于某种表面的现象作一些泛泛之谈，无法厘清其背后复杂的商业关系、公共关系与权力关系，因此，批判过于简单，忽视了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相关研究多是“规范性”的，是对“理想状态”的希望和要求，而不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这些正是本书要努力克服的，也是要深入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