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主义：内涵及其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影响

“人文主义”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humanism也译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本文采用惯用称法，统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长期存在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但是，人文主义概念使用极其广泛，含义也十分模糊，其确切的含义在西方学界也存在争论。

人文主义的精神渊源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创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七门学科，以之施行于教育。全面培养儿童身心，此即paideia，又称“美优之艺的教育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它意味着通过教育把人从自然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发现他自己的humanitas（人性），使人成为“人”的过程。英文的humanism就来自humanitas这个词。从14世纪末开始，意大利人渐渐兴起了对古希腊的语文学习，人们为了区别其他科目的学习，就开始把humanitas一词转借为学校设置的一门课程的专有名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人文学”课程。1808年，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讨论中等教育中古代经典的地位问题时，提出中学课程应该重视古希腊文和古拉丁文的教育，这两种古典语言课程所传授的知识，他合称为humanismus，就是人文主义，这个词正是根据humanitas所创立的。由此可见，从词源学看，“人文主义”最初的基本含义与教育传统有关，尽管在各种语言中称法不一，但作为教育、人性、文化等基本内涵并未改变。自F.J.尼特哈麦始创“人文主义”一词之后，历史学家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古代经典的复活》一书中首次将“人文主义”用于文艺复兴的研究；第二年，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人文主义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价值观，而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基石，并把它作为区分中世纪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一个标志。因此，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是在历史学家对文艺复兴思想不断深入研究中，最终建立起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对位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文主义”一词开始被用来概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世界观。英国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其《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曾这样评价两位19世纪历史学家在人文主义研究上的作用：“伏伊格特和布克哈特这样的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功劳，就是把‘人文主义’一词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他们把这种新态度和新信念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人文主义”一词的内涵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形成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来对抗宗教神学对人的压迫这一层面的含义。

如前文所述，考证“人文主义”一词的词源，其在古代的意义指向“人性的教育”。但这仅仅是该词的第一层次的含义，因为，为实现人性，就必须把人从内在的原始粗鄙、无知以及外在的束缚、压迫之中解放出来，所以，这种人文性的人的本质起码应该包含着以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对自由的无限追求，以及以非功利为目的的科学（理性）精神。

这一哲学意识的确立始自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开始在欧洲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时期，“以文艺复兴为序幕的近代人文主义，它的现实基础是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运作方式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型。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人的活动方式的转变，人性结构的变迁，它使人成为摆脱人身依附羁绊的自主独立的新人。这种社会变革和人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回应，即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勃兴，它使‘认识人的本性’这一早在古希腊神话和哲学中就提出和探讨的‘司芬克斯之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伟大的复兴”。[2]由此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希腊的人文精神得以“复活”。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人文主义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文主义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因其内涵的流动性和丰富性，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一种理论学说或思想流派，虽然如此，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人文主义却因“具有代表性的，对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心所维系在一起”，[3]这些“共同关心”即指人的本质和价值、人的尊严和幸福、人的自由和发展、人和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思想和理念，基于这些共同点，阿伦·布洛克按照西方人文主义在历史上的发展特征，把人文主义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及现代几个阶段。(www.xing528.com)

文艺复兴作为西欧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几乎涉及政治、经济、艺术、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等所有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创造和革新，而它最有价值的是对时代精神的映射——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对抗神权，以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束缚，最终完成由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转型；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启发下，西方在17、18世纪爆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现代民主为追求目标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的人文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文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直接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把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当做本质属性，并以此来指导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19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直接来自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其序言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一文件的公布，是人文主义获得胜利的重要纪录。从此以后，人文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在现代西方社会，这一思想得到继续发展，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

纵观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的发展，人文主义是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发展起来的，它既是现代化的先导和观念基础，也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丹尼尔·贝尔曾经这样描述这段历史：现代主义像一根主线，从16世纪开始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它们都逐渐让位给个人。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立个人，他们拥有自决权力，并且获得完全自由。[4]确立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处世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主义获得了最大的肯定。

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含义也复杂多变。但是，它依然大多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强调人的本质、价值、使命、地位和作用。[5]它的一切思想理论均强调应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尺度。笔者认为，人文主义思想在推动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其自身在三个层面上已经稳定了基本内涵：第一，以人性为中心，强调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人格、尊严、价值、自由的尊重，强调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对人的普遍关爱；第二，对人的理性充分肯定，并在这种肯定之下对各种外在异己力量进行否定，即强调理性立场和批判精神；第三，在政治制度上强调人权、平等观念，强调民主是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