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自然谜团-柳树滋的探索之路

学者简介

柳树滋，1937年生，湖南长沙人。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66年作为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并留所工作。时任海南省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方法论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论著有： 《重要的思维法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合著）、《自然辩证法总论》（合著）、《物理学的哲学思考》（论文集）、《大自然观：关于绿色道路的哲学思考》等。发表论文约200篇。

您的《大自然观》一书于1994年4月获海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5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又就此书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说明学术界对您这本书的关注。请您谈谈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和写作经过。

首先感谢诸位学长和学界朋长对我的鼓励与支持。至于这本书的写作经过和宗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十年磨一剑，欲破自然谜”。

十年前您就已经形成“大自然观”的基本思想了吗？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大自然”概念和“大自然观”的基本思路，是1985年在我和赵红洲的多次交谈中逐步形成的。那时红洲应《瞭望》杂志之约，组织一批文章作为“干部现代化知识讲座”在杂志上连载，并推荐我写“大自然观”的四讲，即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自然界的层次结构、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和自然界的规律。对这些问题恰好我已经作过一些研究，便欣然承诺，并按期完成，先后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2—5期上。在此前后，由赵红洲、刘吉、查有梁等学长撰写的“大科学观”“大经济观”“大教育观”“大生产观”“大军事观”也陆续在《瞭望》上发表。这几个“观”实质上是通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这一总目标的几个关隘。当这组文章在杂志上连载时，人民出版社即约请上述作者，将有关内容扩充改写为六本书。赵红洲的《大科学观》于1988年2月率先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大自然观》交卷晚了，直到1993年9月才正式出版。

您的《大自然观》一书，许多地方谈及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和物质观。请问物质论研究与大自然观的形成有何联系？

可以说，我是从物质范畴的讨论和物质论研究入手，进入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进而提出“大自然观”的。1980年，我的导师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期上发表《关于“物质”概念的对话》一文，引起一场全国性的讨论。我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这场讨论，发表了几篇文章。接着，我于1983年前后，配合赵风岐研究员主持和参加了“六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物质论研究”；同时，我又作为《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自然界辩证法分支副主编，参加了有关辩证自然观条目的框架设计、撰写和编审。这几项研究工作对我的“大自然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关研究成果大多以转述或浓缩的形式体现在《大自然观》各章节之中。这里我只想概略地提一下对物质问题的研讨给予我的自然观的几点启示： （1）列宁给物质范畴下定义的那种方式极为高明。他不是以种加属差的方式给物质范畴下定义，而是从对于人的意识的本质性的角度给物质范畴下定义。这一点不仅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使我深深地意识到，离开了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深刻地、完整地把握自然奥秘的。（2）在物质问题的探讨中，我结合现代科学材料，重新阐述和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关于“实体也是相对的”观点，提出并论证了“相对实体”范畴，确认物质实体及其属性对于参考系和观测仪器的相对性。这一点对于我从“人类学”的视角去看待自然、自然科学具有重要的意义。（3）我在《关于物质定义和物质论的若干问题》等论文中，将物质范畴与物质实体、物质属性、物质关系、物质存在方式、物质层次结构等概念区分开来，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既澄清了一些物质悖论，又为构建大自然观的理论体系作了必要的准备。

除了物质论的研究，还有哪些方面对您的大自然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在大学，我学的是物理学，在十几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中，我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1）物理哲学。它曾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起点和重点，我先后发表的《福克和布洛欣采夫关于量子力学解释问题的争论》《现代物理学的革命与危机》《两位科学巨人的论战及其哲学意义》《量子力学的人类学特征》等数十篇物理哲学方面的论文，为我的“大自然观”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确证了科学认识的主体性原则和自然科学所具有的人类学特征，从而令人信服地确证和丰富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于是又为我的“大自然观”提供了哲学的基础。（2）科学方法论。它是我长期研究工作的重点，在我主持的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科学方法论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向前推进了苏联学者提出的“间隔性原则”，我把它重新表述为“科学抽象的前提之一”，即作为对“科学抽象是何以可能的”问题的回答。我还与人合著、撰写了《重要的思维法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书。这些工作不仅成为大自然观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构建大自然观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3）1980年，我同朱新民、申先甲、赵红洲等创办了《潜科学杂志》，开创了“潜科学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我们认为，新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作为认识现象有个由“潜”到“显”、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作为社会现象有个突破传统习惯势力的阻挠得到社会承认并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潜科学研究对于揭示自然界存在的逻辑：从潜存到实存，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4）我一直关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我通过翻译、阅读获得有关自然观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料，并且从1988年至1991年先后三次访问苏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导师之一龚育之和我主持编译了《历史的足迹：苏联自然科学战线哲学思想斗争的历史资料》一书，并且我参加翻译过十余本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论著。这些方面的收获也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我的《大自然观》一书中； （5）从1984年到1992年，我为研究生开设过几门以自然辩证法原理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并参与主编《自然辩证法总论》一书。这些工作对于我将自然观的多方面研究内容系统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看来，您的“十年磨一剑”，不只是磨一把剑，而是同时磨好多把剑。

这样说不完全准确。从自然观这个角度来看，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磨破自然之谜的这把剑所必需的各道工序。不经过多方面的磨炼，我的这把“剑”肯定起不到破自然之谜的功效。

现在就请谈谈，您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技的结合探讨大自然观的种种问题，破解了哪些自然之谜。

只能说“探讨了”，而不能说“已经破解了”种种自然之谜。首先我想谈谈“大自然”概念同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概念的主要区别。在我看来，自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是指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相对立的物质世界，它包括一切天然自然物，历来是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广义的自然，是指整个物质世界及其一切表现，它除了包括尚未为人类实践活动所触动的天然自然物以外，还包括血肉之躯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天然自然自身发展的高级阶段的产物），并包括人类实践活动所变革或创造的人工自然（或称人化自然）。从外延来看，大自然比通常所理解的自然要广；从内涵来看，由于它把人化自然包括在内，所以比通常所理解的自然要更为丰富；从发生学来看，人、社会和人化自然都是天然自然数十亿年演化的产物。大自然则是上述一切自然的总称。所谓大自然观，就是以大自然为对象的观念体系。在特定情况下，比方说在探讨自然界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大自然概念就自动地转化为狭义的自然概念，即关于社会存在的自然环境的概念。

与旧自然观相比，大自然观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认为最大特点是，它始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自己的核心，始终围绕着这个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这个中心展开其无限丰富的内容。人的自然意识是从人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从而能够区分主体和客体的时候开始的。这个自我意识着的主体还有一个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还有一个不断克服主客对立而求得统一的过程。伴随着主体性的发展，人的自然概念也就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具体化，直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为形成当代的自然观奠定哲学的和科学的基础。(www.xing528.com)

人类自然观的发展历程可以作这样一个概括：它由古代有机自然观，通过中世纪神学自然观过渡到近代机械的自然观；再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过渡到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大自然观。如果略去两个过渡性的形态，那么，自然观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发展，恰好就是一个从混沌的直观到抽象的规定，再由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的过程。其中贯穿着自然观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

大自然观与旧自然观有哪些具体区别？

这种区别有五个方面： （1）旧自然观把自然界看成是纯客体性事物的集合，似乎客体的一切性质都是可以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大自然观则断言，我们只能从相对的意义上说，某种性质是不是物体所固有的。凡是我们在经验中直接感知到的东西，都是自在客体和认识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离开人的生物学存在和社会学存在，来谈论纯粹客体的自然界。

（2）旧自然观把眼前所见和经典物理学概念所描述的世界看作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大自然观则断言，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介入，自然界分裂为两个世界：可见可道的实存性世界和不可见不可道的潜存性世界。前者是由人的实践所定域的那个方面；后者则是潜在地蕴含着无限多的方面，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会突现为一个个实存的世界。

（3）旧自然观把自然界客体从一种实存状态到另一种实存状态的过渡，看作连续的、绝对必然的过程，遵循着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原则。大自然观突破了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一方面，它吸收了由统计力学、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所提供的统计决定论因素，把机械决定论作为一种特例包含于自身；另一方面，它把某种实存状态的出现和由一种实存状态到另一种实存状态的过渡，看作潜存世界中某一种成分在一定条件下的突现，或在条件变化时另一种潜存状态的实存化。因此，大自然观不仅拓展了决定论的范围，而且把条件选择的因素引入决定论。由于许多条件可以由人来选择、调节和控制，于是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便切入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之中。

（4）旧自然观把人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起来，不懂得人类社会系统本质上是大自然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社会发展必然受有关的自然规律的制约。大自然观则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看作自然界演化的产物和大自然的一部分。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界，具有自然的本性；同时，作为特殊的自然系统，它又有自己独特的系统新质—社会性。人、社会的双重本性及其相互关系，是揭示人类社会奥秘的关键。

（5）旧自然观由于把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当作人类单纯索取的对象，片面地主张剥夺自然、征服自然，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大自然观清醒地看到旧自然观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恶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对矛盾，使人、自然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您前面提到马克思的“巴黎手稿”，那么其中有哪些可作为您的大自然观的理论根据呢？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人化自然的思想。在他看来，“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化了的自然界”。人化自然的形成，从一个方面看是自然界被人化，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由于自然界被人化的过程是逐渐加深的，于是形成人化自然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我在《大自然观》一书中首次作了这种系统分类的尝试：观察所及的自然、实践所及的自然、人造自然、人工智能，以及作为人化自然整体的文明和智慧圈。由于自然界被人化的结果对人的作用而言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所以人类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也造成了双重的异化：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异化即剥削制度的产生，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异化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就是对这样双重异化的扬弃，他的“巴黎手稿”中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劳动的双重异化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对劳动异化的扬弃，也应当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应当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概述：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里包含着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矛盾的深刻见解。从根本上说，共产主义，既是对剥削制度的扬弃，从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又是对生态危机的扬弃，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个扬弃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人类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主旨是扬弃异化劳动，使人从非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突出，何以见得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中也包含着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刻见解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看。从理论上看，“巴黎手稿”中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的论点，即认为人不仅以自身的类为对象，而且以任何物的类为对象。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这里包含着只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见解。许多人却忽视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这个前提。从实践上看，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总趋势，因为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由竞争原则，必然加速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与向大自然排放废弃物的规模和速度。而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即使有重视环保的宏观调控政策，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富国，也不惜以加快开掘自己资源和破坏自身环境的办法穷追不舍。事实表明，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并激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也只有在人类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能扬弃和解决这两对矛盾。其实现过程和最终结果就是共产主义。在那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原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7期）

学者近况

柳树滋（1937.12— ），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专业。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是：物理哲学、科学方法论、辩证自然观、知识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海南绿色发展战略。主编、撰写的著作有10余部，其著作《春风吹又生—通向21世纪的绿色道路》为“人与自然丛书”的一本，该套丛书获199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译著有《物理学的方法论原理》《历史的足迹：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的历史资料》等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两位科学巨人的论战及其哲学意义》《现代物理学秘认识的主体性》等论文200余篇。主持完成“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儋州卷”，完成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5项。曾获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编著奖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