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医学思想：中国哲学通史中的古代科学哲学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所不同,唐代的医学活动重新表现出对理论的一定兴趣。如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因病机做了深入的探讨。孙思邈的《千金方》尽管侧重于方剂,但其中对于天人关系以及养生等理论都有深入的思考。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医疗活动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孙思邈。因此这里主要对孙思邈的思想做考察分析。

孙思邈(581—682)生活于隋朝和初唐时期,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因自幼体弱多病,罄尽家产,故于十八岁时立志学医,之后不仅调治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在二十岁以后已为乡邻亲友治病。又因自幼喜博览群书,日诵千言,二十余岁时已能精通老庄及诸子百家之说,并兼好佛经。孙思邈对古典医学有相当的研究,同时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随着孙思邈声誉日隆,隋唐两代皇帝都曾召他为官,但孙思邈都坚辞不受。他一边行医,一边著书立说。所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典籍。并且,孙思邈不仅医术高超,还有丰富深刻的医德医术思想。下面我们就从医德和医术两个方面来考察孙思邈的医学思想。

首先来看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孙思邈认为,医者行医,人命至重,故应当仁心仁德至上。他说: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千金要方》序)

从这里可以看出,孙思邈将生命放在医疗活动的首要位置。孙思邈又说: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第二》)　

从上述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慈悲天下、普度众生的思想对孙思邈的深刻影响,当然,这样一种思想也是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的。而在孙思邈关于德的更为宽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深厚的思想传统,孙思邈说:

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堕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货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新唐书·孙思邈传》)(www.xing528.com)

总的来说,孙思邈关于医德的思想中包含有儒家、佛教等思想中的优秀内容。

其次,在医术方面,孙思邈的不少论述都表达了一种用心精微的学问和行医态度。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称医疗活动是“至精至微之事”,故必须“用心精微”。他说医者“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而“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其举例批评说:“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以上均见《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第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孙思邈对学问和行医态度的认真严苛。这种认真严苛的态度还包括“旁通问难,详究义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的精神。孙思邈说:“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岐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千金要方》序)在孙思邈看来,行医活动必须要具有刨根问底,把事情或问题弄清楚弄明白这样一种精神,这明显继承了《易传》的哲学思想。这里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孙思邈所说的“旁通问难,详究义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与后来宋儒所强调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而这种相通应当不是什么各自独立或偶然的现象,这在源头上应当与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的问学态度有关。

当然,孙思邈认为要做到“用心精微”,仅凭认真的态度还不够,所以孙思邈又强调要有深厚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这些知识与经验从哪里来,孙思邈指出来自前人的著述。他说: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旺,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者矣。(《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第一》)

从以上所举述的大量历史文献、人物及其经验中,不难看出孙思邈知识与经验的渊博。并且,孙思邈也非常重视同时代他人的实践经验。他说:“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方》序)从这里可以看到孙思邈虚心好学的品格。同时,从孙思邈的这些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其与儒家重视历史经验的观念以及墨家经验主义理论的暗合之处,这其中清楚地显现出一种中国传统。

另外,孙思邈也非常重视养生问题。关于养生,孙思邈也像陶弘景一样,其在《千金要方》中引用了《小有经》对于养生的看法,并将其作为养生的要领,即:“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这也包括以下解释:“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则荣卫失度,血气妄行,丧生之本也。”(《千金要方》卷二七《道林养性第二》)如此,陶弘景与孙思邈均以《小有经》为据,经过二人的努力提倡和推行,中国古代养生理论已经最终确立。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其中包含了道家与道教的丰富的思想内容。

正是由于孙思邈这种优秀的医德与医术,其不仅在隋唐时期地位极高,而且也对后来的儒医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