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音乐专业教育应以“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为开端。其产生的直接背景是“美育”的提出。1903年，王国维（1877—1927）在其《论教育之宗旨》文章中，率先提出“美育”一词。文中提道：“教育之事业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美育是也。”[1]不过，“美育”教育在全中国推广的重要人物则是蔡元培（1868—1940）。1912年1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2月10日，蔡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将“美育”列为五项教育之一。随后，蔡又推动发布《教育宗旨令》，正式以政府命令的形式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是美感教育完成其德”。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推动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这里借用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称谓，其实该组织应区分其“音乐会”“研究会”及“传习所”三个不同的阶段。北京大学“音乐会”成立于1916年秋，属校级社团组织。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大力倡导“美育”，聘请专业音乐大家担任“音乐会”导师，甚至亲自主持“音乐会”的演出活动，推广“音乐会”的教育功能，“音乐会”的名称也更迭为“研究会”。此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已经具备了高等音乐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在此，我们还可以列出当时“研究会”的课程，予以佐证。
表2-2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成立初期课程安排（1919年2月）[2]
从“研究会”到“传习所”又是一个重要阶段，从名称的改变，已经可以看出该组织已经更注重于音乐教育了。1922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传习所”简章。简章把“传习所”的宗旨定性为“养成乐学人才”。“传习所”于1922年10月正式开办，面向全国招生，所长由蔡元培亲自担任，萧友梅任教务主任。“传习所”按照西方高等音乐教育体制，分为本科、师范科、选科，并对培养目标和培养年限等做了细致规定。例如，规定师范科是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员等。[3]虽然，此时名称还是“传习所”，但其教育内容和教学手段已经具备了高等音乐教育的性质。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北京时局动荡及其他各种因素，最终“传习所”没能在北京脱胎成为专门的音乐院校。直到1927年，同样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门高校——“国立音乐院”。
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也进行了其他高等音乐教育的尝试。诸如，在20年代之初建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修科和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等，然无出其右者。偏居西南一隅的重庆，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并未出现专门的高等音乐教育单位。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高校的迁入，重庆遂成为大后方的教育重镇，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由于会聚了大量的专业音乐家、音乐教育家，重庆的高等音乐教育开始显现出来。重庆高等音乐教育发展伊始就呈现出强劲的动力，表现出国家一流的水准。迁移和新建立了“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分院”“国立歌剧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中央大学艺术学系音乐组”等一批专业音乐教育单位，全国最优秀的高等音乐教育院校、最优秀的师资云集重庆，蔚为大观，集近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之大成。[4](www.xing528.com)
[1]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2]材料出自：《韩国音乐文集（一）》，乐韵出版社（台北）1991年版，第31页。
[3]周映辰：《从音乐研究会到音乐传习所——北大早期音乐教育考察》，《中国音乐》2006年第2期。
[4]吴伟：《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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