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音乐的国际交流:以重庆为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内迁至渝的各地音乐界人士迅速投入到抗战题材音乐作品的创作、交流、宣传、演出和传播工作中。来自国内音乐界、中外传统音乐和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音乐文化汇集及碰撞，为战时重庆的音乐繁荣奠定了基础。大后方抗战音乐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以区别于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发展方式，成为抗战音乐史中体裁丰富、传播深远、呈现独特的重要部分。

首先，抗战大后方的中外音乐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国作曲家们作曲技巧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大后方音乐创作体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鉴于敌我实力的悬殊，对日抗战非常期盼“外力”的支持，企图扭转时局。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便是其扭转时局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为适应政治外交，最大限度获得国际话语权，音乐界人士在进行救亡歌曲创作的同时，也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用交响乐、正歌剧、清唱剧、大型民族器乐曲等多种西方音乐体裁形式进行了大量创作。如应尚能创作的《荆轲》，陈田鹤的清唱剧《河梁话别》，陆华柏的清唱剧《汨罗沉江》《大禹治水》，马思聪创作的器乐作品《绥远组曲》《西藏音诗》，歌剧《秋子》以及话剧《屈原》的交响配乐等。这些大型音乐体裁的创作在作曲技巧和中西音乐结合的思路上都进行了创新，当注重旋律优美的东方审美被作曲家赋予了和声、复调等西方作曲技巧所构架的织体后，原来靠口传心授的民族音乐、民间小调迅速传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音乐界的激烈讨论。贺绿汀说：“交响乐、管弦乐曲这些东西也许目前一般民众暂时不易理解，我们不能因为民众一时不能接受而限制很多音乐及作曲家老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去创作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史诗性作品，这是毫无理由的。”^[1]同时，从上海、南京等地内迁来的音乐家也如一股新鲜血液注入进重庆音乐界，与重庆本土音乐家一起，成为中国文化战场一支重要力量，不仅为动员民众全民抗战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助力，同时也成就了中国音乐历史进程中久违的创作高潮，增强了中国抗战音乐的创作水平和艺术深度。

其次，大后方中外音乐的交融也增强了中国抗战音乐的理论研究，期刊杂志以及图书的翻译、出版，为中国抗战音乐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讨论平台。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音乐刊物多达十几种，其中《乐风》《新音乐》《战歌》《音乐艺术》等音乐类刊物以及综合类刊物《中苏文化》等都刊载了大量西方音乐理论知识、音乐作品介绍、国内外音乐现象讨论、国外音乐译文以及曲谱等，如《乐风》中的文章《抗战期间的乐器问题》《音阶的科学》《作曲初阶》《论大演奏家及大歌唱家》《作曲练习》《论莫扎特的风格》《贝多芬第六交响曲》以及陈田鹤、刘雪庵、江定仙、刘天华等音乐家创作的作品等。《新音乐》杂志中，贺绿汀、冼星海、李凌、赵沨等音乐家们以文会友，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近世的音乐（通讯研究部音乐史教程）》《中世的音乐（通讯研究部音乐史教程）》《现阶段中国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以及歌剧《静静的顿河》曲目介绍等。大后方音乐理论交流和讨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此景象得益于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文化汇集，得益于本土音乐家与内迁音乐家之间的思想碰撞。在汇集中成长，在碰撞中提升，抗战大后方的音乐理论学术高度也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中得到拔高。

最后，大后方中外音乐交流激发并增强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意识。当中国音乐进入国际视野，当中国抗战音乐登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舞台，它的民族性特征和性能便会不觉地得到激发和增强，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贺绿汀在1940年发表的《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在音乐方面，所谓民族派的音乐在西洋音乐史上占有极大的篇幅，成功的作家如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的五人团，挪威的格里格，波兰的肖邦，波西米亚的德沃夏克他们不仅是本国不朽的作家，而且是世界不朽的作家。”^[2]中国民族音乐在作曲家们探究创造中国和声、中国对位、中国曲体过程中，不断被各种体裁所融合、发展，并在大后方音乐交流中传播至世界舞台。1940年9月起，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多次通过对苏广播把古筝曲《高山流水》、粤曲《龙虎门》、琵琶独奏曲《月儿高》等国乐通过莫斯科电台转播至世界各地；马思聪以内蒙民歌为素材创作的管弦乐曲《思乡曲》《塞外舞曲》成为中华交响乐团对外宣传和对内演出的必演曲目等，中国民众在接受欣赏世界进步的音乐形态的同时，也将自己创作的、洋溢着中国特有的情绪与风格的作品传播向世界。大后方中西音乐交流提供了像俄国民族乐派式的中国音乐民族化发展的模板和思路，在作曲家们的努力下，无数民族音乐中璀璨的瑰宝得以面世和流传。融合中西音乐创作风格和元素的中国国乐，是中国抗战音乐历史中最为独特的文化景观。(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外音乐交流较为繁盛的时期。音乐交流的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及受众均发生不小的改变，这是中国音乐的进步。显然，大后方音乐与外界音乐的交流，是多种传播方式并存的音乐交流，是传播内容丰富多彩的音乐交流，也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音乐交流。中国和外国、本土和内迁来渝的国内音乐人在传统音乐文化和反法西斯音乐文化上的互动交融，使得重庆抗战音乐创作更注意结合现实生活，顺应战时需求，真实反应中国民众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愿望，重庆音乐工作者们用实际行动奏响了反法西斯的历史强音。

[1]贺绿汀：《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2]《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