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探索粤曲老唱片多元魅力

笔者曾多次前往中国唱片上海公司进行调研，公司一位管理文档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民国时期的戏曲唱片，京剧和粤剧唱片之总和占到了总量的70%。足可见粤剧唱片生产与销售量之大，受众人群之广。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民国年间的上海戏曲唱片”，然而，由于地域、语言等方面的因素，粤剧唱片在灌制与文化上，实际上与海外、省港之间的渊源更加紧密。

清末，旅居美国、加拿大的华人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广东，因此，上世纪初，实力雄厚的英、美唱片公司，自然而然地将这一部分听众作为了商业销售的目标。

为了开辟美国华人市场，美国胜利公司开始邀请在美的广东艺人灌录粤曲唱片，并在当地发售，受到侨民青睐。1902年8月15日至1903年8月10日，胜利公司共灌录了两批中文唱片，合计38个曲目，223张唱片。唱片直径10英寸，单面唱片，片芯为乳白色背景。第一批的目录编号为7160A—7323J（初始编号为1557—2371），第二批唱片的目录号码为7101A—7159I（也是后来重新编号），除了第一批间或含有外文曲目，其他内容均为粤剧。为了使这批唱片具有中国风情，胜利公司在灌录第二批唱片时，特意使用了“好听”商标，片芯画面是一位广东绅士怀着欢快的心情，正在聆听从胜利留声机发出的声音。

1903年，美国爱迪生公司在美国旧金山也灌录了粤剧唱片，合计46张，包括19个不同的曲目。《爱迪生留声机月刊》对这批唱片进行了宣传，其宣传对象主要也是针对美国境内各大城市的中国移民。

1902年，英国留声机公司（简称G＆T）派遣录音师弗莱德·盖茨伯格到亚洲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采风之旅，足迹遍布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国，其中驻足的城市就有上海和香港。1903年3月18日至4月26日期间，盖茨伯格分别在上海灌录了329张唱片（选曲大多为北方戏曲，包括少量昆曲），在香港灌录了147张唱片（选曲基本为粤剧曲目），^[13]这也是中国境内来访的第一个西方唱片公司（本书第一章已有介绍，此处不赘）。这些唱片以7英寸和10英寸两个规格发行，其中7英寸唱片286张，模版号为E1503—E1788，10英寸唱片190张，模版号为E429—E618，唱片总计476张，均为单面发行，背面刻有天使录音的图案。

自从英国留声机公司的盖茨伯格踏上中国本土进行录音后，1905年美国胜利公司录音师乔治·切尼也来华录制了一批中文唱片，其中亦有不少粤曲。同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香港灌制了一批唱片，曲目出现在一份《哥林巴留声机器总公司新到唱盘龙仔印》广告目录上，全部都是粤剧唱段，编号为57500—57618。两年后，此公司再次来到上海和香港，灌录了一批中文唱片，其中自然不乏粤剧唱片。欧洲唱片公司亦不甘人后，德国蓓开唱片公司代表布蒙于1906年登陆香港灌制华南一带乐曲，1907年，新加坡利喴洋行开始代理销售德国高亭唱片公司于前一年灌录的中文唱片。

这里要着重厘清几个概念：以上几个唱片公司灌录的广东曲调唱片总称应该为粤乐，粤乐又分为以下几种：1．粤曲，即粤剧唱曲选段，是以梆子二黄为基本板式的板腔体唱曲，又称“班本”（这个提法很生动，即戏班的脚本）；2．广东说唱，包括南音、木鱼、龙舟、板眼；3．小曲和歌谣，包括咸水歌、粤讴和小调等。它们大都不是来自粤剧舞台，属非板腔体的唱曲；4．粤剧排场音乐。^[14]唱片公司请来知名度高的艺人灌录各人的首本名曲，当时以小生、花旦唱腔的班本唱片最受欢迎；之后则是武生和公脚。丑角灌录比较边缘的说唱唱曲，灌唱小调的则是女伶歌姬。由此可见，这四种类型中，本书研究的对象班本粤曲唱片最受欢迎，灌录的数量自然也是最多的。

进入上世纪20年代，留声机技术得到蓬勃发展，留声机与唱片开始进入中产阶层，成为了广东籍士绅赏玩摹习粤乐的首选媒介，百代、蓓开、歌林（哥伦比亚）等跨国公司也争相灌制粤乐唱片。1925年省港大罢工后，粤乐唱片的生产重心逐渐向香港偏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粤乐名家钱广仁于1926年独资创办新月留声机唱片公司，他利用其圈中人脉，邀请当时最顶尖的粤乐名家、歌伶艺人为公司录制不同种类的粤曲唱片，然后将制作交由大中华唱片公司完成。1926年至1929年，新月公司制作的第一到第四期唱片，灌片均在上海完成，1930年从制作第五期开始则转回香港，由大中华技师到香港代为收音。1926年至1936年的十年里，新月公司共灌录了15期唱片，邀请到的粤剧名伶有：薛觉先、马师增、桂名扬、陈非侬、靓少凤、靓荣、曾三多、新马师增、唐雪卿、上海妹等。

此后，粤曲唱片在科技进步的倒逼下，又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首先，粤曲唱片在传播过程中，为不同名家起了定腔定谱的作用，将名家的风格、流派定型化，供听众研习粤曲唱段；其次，歌坛女伶开始后来居上，而粤剧名伶在唱片灌制上已不复当年之勇；再次，适合灌录唱片幅度的“唱片粤曲”孕育成熟，经过“改良”的粤曲琅琅上口，更易传播；最后，粤乐唱片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而动，粤乐跳舞唱片、粤语流行曲开始独树一帜，瞄准省、港、沪等城市的粤乐消费市场，粤曲唱片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笔者谨将参与整理的中国唱片上海公司《1949年以前的粤剧唱片》作为附录，附于本书末尾，仅供参考。

【注释】

[1]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戏曲唱片，标题中的“昆曲”、“粤曲”均非清唱之曲，乃为昆剧选段和粤剧选曲，特此说明。

[2]陶一名、史鹤幸《滩簧乱嚼》，上海三联书店，2013，第251—252页。(www.xing528.com)

[3]陶一名、史鹤幸《滩簧乱嚼》，上海三联书店，2013，第258页。

[4]以上1911年至1941年，沪剧唱片大事概述，见汪培等主编《上海沪剧志·大事记》，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第6—9、13页。

[5]此原始素材有以下缺憾：一、没有唱片的编号和录音年月；二、栏目标题有误，具体体现为，应该标“唱片公司”的，栏目里写的却是剧（节）目号，应该标演员（演唱者）的，栏目里写的却是存放地点，笔者均已修改；三、有些内容并非沪剧唱片，但隶属于民国老唱片之列，鉴于其研究价值，便未作更动；四、素材中唱片公司为“中唱”的，必为建国后录音，笔者在此处省略未填，特此说明。

[6]陶一铭、史鹤性《滩簧乱嚼》，上海三联书店，2013，第390—398页。

[7]《申报》1921年3月25日，转引自《〈申报〉昆剧资料选编》，上海市文化局、《上海昆剧志》编辑部，1992，第57页。

[8]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第402、406页。罗亮生关于昆曲唱片的曲牌记载存在较为明显的两处讹误：其一，俞粟庐灌制的唱片中《邯郸记·仙录》【油葫芦】，应为《邯郸记·仙缘》【混江龙】；其二，高亭唱片灌制的俞振飞唱片中《牡丹亭·惊梦》【越调小桃红】，应为《牡丹亭·惊梦》【越调山桃红】。

[9]《申报》1926年1月27日，转引自《〈申报〉昆剧资料选编》，上海市文化局、《上海昆剧志》编辑部，1992，第137页。

[10]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第412页。

[11]http：//blog．sina．com．cn/s/blog＿4cf1ec920102vt3u．html。

[12]笔者将参与整理的中国唱片上海公司《1949年前的昆曲唱片目录》作为附录，附在本书末尾。

[13]该数据根据英国留声机公司中国唱片目录和盖茨伯格日记整理，盖茨伯格日记原文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容世诚提供的数字则为上海325张，香港145张，参容世诚《粤音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第45页。容世诚的专著还专门就珍藏于大英图书馆的这份目录进行了分析，见第46—49页。

[14]容世诚《粤音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