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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戏曲唱片研究成果

时间:2023-07-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导师的指导下,笔者最终将“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定为本书选题。一部较为完整的戏曲唱片研究专著,对于戏曲研究界来说,无疑具有补白的意义和价值。论及上海与戏曲之间的渊源,赵山林先生称“上海是近代戏曲活动在南方的中心”。[7]民国年间,上海更是见证了戏曲发展不可复制的黄金时期。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即上海还是我国戏曲唱片业的发祥地。

民国时期上海戏曲唱片研究成果

2001年5月18日,昆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此之后,学界在戏曲研究上也从“非遗”的视角,力求拓宽戏曲研究的视域。不少学人在进行案头研究的基础上,将重心逐渐移到了场上,侧重对艺人表演心得与艺术传承、不同演出版本,以及戏曲与民俗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可看作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认定的一种呼应和互动。其代表性成果有叶长海主编的《牡丹亭:案头与场上》《长生殿:演出与研究》等。[1]2011年11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皮影戏列入了“非遗”代表作名录之中,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由康保成教授领衔,又及时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皮影戏的历史与现状”,项目组成员们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有关皮影戏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其成果为8册学术专著,既丰富了学术资源,同时对抢救和保护面临濒危的皮影戏来说,也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可谓是一种“接地气”的研究方式。

尽管戏曲研究在“非遗”视角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依笔者之见,学界在顾及戏曲“非物质”层面研究的同时,也应该同时重视戏曲“物质”层面的研究。[2]一种成熟的艺术样式,本身就没有绝对的“物质”或“非物质”之分,只要它需要一定的传播载体,就一定是两个层面同时并存,戏曲与科技的结合——戏曲唱片即是一例。笔者曾在新加坡举行的戏曲研讨会上,读到了新加坡学者关于戏曲唱片研究的论文,启发了本人将戏曲唱片作为研究课题。在导师的指导下,笔者最终将“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定为本书选题。

选择这个题目进行研究,其缘由还在于: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就笔者目力所及,完整地对某一个阶段的戏曲唱片进行动态研究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尚未出现,大多数学术成果仅为篇幅较短的论文,论题相对较为分散。倒是日本学者宫尾慈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著有《中国戏剧唱片研究》,系统整理了70年代台湾地区的中国戏曲唱片目录。该书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为京剧唱片编,下部则是京剧唱片编和地方戏剧唱片编。[3]就目前学界戏曲唱片研究的状况来说,此研究领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一部较为完整的戏曲唱片研究专著,对于戏曲研究界来说,无疑具有补白的意义和价值。

(二)上海曾是戏曲唱片生产重镇。上海与西方科技、传统戏曲之间均有着极深的渊源。新式的西洋留声机和古老的戏曲在同一个城市并行交汇,且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文化、商业政治等效应,就这一点说,戏曲唱片是跨文化传播的结晶,呈现出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

美国人马克·科尔曼在他的著作里写道:

美国的城市人口不断增长,而他们就是这种音乐设备(留声机)的理想听众。美国人口在1880年到1910年期间几乎增长了一倍,而移民潮和城市化两相结合,产生了对于预录音乐巨大的而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4]

上海开埠后的情况与当时美国的情况非常相似,上海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移民城市,欧美人来到上海以后,把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用品也一起带了过来:“生活用品方面,欧美人在西方习用的各种用品,从电灯、电话、电报……留声机……无不一一引进,大凡西方出一新用品,上海就几乎与伦敦巴黎同步出现。”[5]面对这些舶来品,“(在上海的)中国居民在诧异之余,在审视、比较、思考,也在一些方面见贤思齐,择善从之,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西物、西医方面”,[6]上海繁荣的经济衍生出一个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富裕阶层,也使留声机等高端消费品有了购买力较大的市场。

随着上海工商业的繁荣发展,由此也形成了庞大的市民消费群体,休闲娱乐的消费,尤其是有关戏曲的文化消费在其中占了极大的比重。19世纪60年代以后,戏曲演出重心移至租界商业区,戏园与妓院、酒肆、茶楼、烟馆比邻而设,观剧成为洋场最富诱惑的娱乐消遣方式之一。近代上海租界的戏曲消费群体庞杂,既有江浙富绅、买办阶层,也有农家子弟和小商小贩,戏曲搬演一方面满足了他们对乡音的渴求,同时也成了商业社会的一个经济要素,如捕捉机会、抢出风头等,也潜移默化地给戏曲演出(如海派京剧的形成)和赏听方式(戏曲唱片的购买)带来了变化。戏曲唱片走入千家万户,极大地满足了都市居民引领时尚的虚荣心和满足感,足不出户,便能聆听诸剧种名伶之歌唱,无论对于欣赏还是模仿都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条件,这与注重效率的商业社会发展轨迹也是非常吻合的。

论及上海与戏曲之间的渊源,赵山林先生称“上海是近代戏曲活动在南方的中心”。并将其中心地位归纳为以下五点:戏曲剧本创作与出版的一个中心;南北许多剧种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主要理论阵地;具备进行戏曲改良的各种条件,例如中外的戏剧交流、戏曲与话剧的交流,上海都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20世纪的戏曲研究也是从上海发源的。[7]民国年间,上海更是见证了戏曲发展不可复制的黄金时期。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即上海还是我国戏曲唱片业的发祥地。19世纪末,唱片和留声机传入我国,20世纪初叶,上海最先成为“国产唱片”的制造和发行地,第一家唱片公司、第一座唱片厂、第一台国产唱机、第一张国产密纹唱片……都源自上海。[8]

上海与戏曲唱片之间的渊源,容世诚在他的著作中介绍道: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9月,“留声机公司”成立不久,便派遣录音师盖斯伯格携带简便的录音仪器从伦敦出发……1903年3月,盖斯伯格从日本神户乘船抵达上海,聘请当地伶人灌录北方戏曲,包括京曲和昆曲。替他们灌片录音的,包括孙菊仙(1841—1931)、汪筱侬(1858—1918)、汪桂芬(1860—1906)等名伶。[9]

这应该是国外唱片公司在中国境内最早灌制的一批唱片。此外,钱乃荣先生还介绍道:(www.xing528.com)

而让文艺的声音飞传出去的唱片,90%以上在上海发行出来。那些唱片公司立足于上海,却集中了全国各种戏曲音乐,各种唱片记下了一个文化辉煌时代的文艺发展史。

上海最具实力的唱片公司是三家: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大中华唱片厂。在全盛时期,百代每年能产270万张唱片,胜利年产180万张。[10]

可见,唱片业的勃兴,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繁荣面貌。“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更是对海派文化的积极溯源和全景呈现,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11]故凡是在上海建立唱片公司的,不论是外商还是本国投资者,不论灌录地点在上海本土还是外埠,也不论最终是否在上海制作,其出产唱片均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三)民国年间戏曲人才的层出不穷。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在论述“艺术品的本质”这一问题时,曾经提到“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都用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感情写作。”这句话用在人才辈出的民国菊坛也完全适合。19世纪末唱片业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唱片公司在中国灌制的唱片模版达到十余万张,其中数量最大的要属戏曲。根据现存旧唱片实物的不完全统计,京剧、昆曲、秦腔、梆子、评戏、川剧粤剧、晋剧及各种曲艺等文艺形式灌制的唱片数量要多于歌曲音乐类唱片,其中京剧有近千版。[12]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在20世纪20年代著有《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一书,[13]此书按照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花旦、老旦、武旦、正净、副净、武净等戏曲行当来分类,囊括了当时在这些行当中最具影响力以及具有相当造诣的一批艺术家们,对他们的生平、传承、演艺上的特色,进行点评式的分析介绍。书中还插叙了艺人们的趣闻轶事,可读性颇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灌录过唱片。这部专著的特点在于不仅富有极强的史料价值,而且描述线索十分清晰,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然而,与繁多的戏曲种类相比较,这样的专著还是极少的。

历史证明,戏曲的繁兴需要有顶尖的名角出现,更需要有大批高水准的演员登台亮相,和大批的民间票友鼓励支持方可。民国年间,戏曲唱片在戏曲的欣赏和普及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在当前娱乐方式日趋多元,大量低俗文化乘虚而入、大行其道的文化语境下,研究戏曲唱片业促进戏曲业繁荣兴盛的经验,除了弄清楚戏曲史上一段历程之外,还能为今日戏曲之振兴助力。

唱片业对民国戏曲的昌盛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唱片走入千家万户,极大地推进了戏曲流传的速度和广度,从而培育了一个较为庞大的戏曲欣赏群体。民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并习学名家名段,一时间又再现当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盛景。而在这个欣赏群体中,有些人成了票友、有些人成了剧作家、剧评家,还有的就直接“下海”成了艺人,可谓和戏曲结下了终生的缘分。唱片的传播和普及功不可没。

二、改变了以往艺人学艺的单一途径。旧时代艺人学艺,往往是师徒之间口传心授,门派壁垒森严,故而,很难博采众长。即便像张二奎这样的名家,学艺之初,也是频繁出入戏院之中,凭借记忆,暗中研究。[14]唱片业的发展,使得艺人们学艺的途径更加多元,选择更加广泛,技艺更易精进。艺人间的“隔空对话”,也谱写了梨园的一段佳话,恩晓峰学汪笑侬即为一例:

汪笑侬者,为老生中之怪杰也,在话匣子片中听其所演之“马前泼水”,“张松献地图”,“刀劈三关”等等戏剧,腔调是非常特别,可谓与众不同,坤角中有恩晓峰者,曾以学笑侬而享名也。[15]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恩晓峰学汪笑侬,听唱片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民国年间,有一批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的商界从业者,无论是戏院老板还是唱片公司经理,都有一套独特的“生意经”:办剧院的,有手段把观众请进剧场,满足他们直接的视听感受;灌唱片的,能找到名家名角,保证唱片大有销路。这一个商人群体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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