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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京昆唱片灌制概况——民国时期上海戏曲唱片研究

时间:2023-07-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梅兰芳先生是民国年间灌制唱片最多的京剧演员,也可能是当时中国戏曲演员中灌片最多的一位。梅兰芳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唱片社出版部曾对梅先生的唱片作了初步统计,分唱片与录音两个部分。进入21世纪,梅兰芳老唱片的整理与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关梅兰芳灌音时间的考证,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1—6张收录的梅兰芳民国年间老唱片,是以1962年中国唱片公司出版的《梅兰芳唱片选集》为基础。

梅兰芳京昆唱片灌制概况——民国时期上海戏曲唱片研究

京剧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程、谭分别代表了生行在不同阶段、不同唱法上的最高水准,而最终站上巅峰,成为京剧代名词的,则是旦行名家梅兰芳。梅兰芳出生于19世纪末(1894年),其艺术活动均完成于科技日新月异、媒体渐趋发达的20世纪,这对于艺人生存发展,乃至成名成角,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除了要打磨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准外,他们还要具备开放包容的心态,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前辈,梅兰芳带领着京剧界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蜕变,将梨园行业的境界和标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灌制唱片的过程和态度,则是这一高度的绝佳体现。

梅兰芳先生是民国年间灌制唱片最多的京剧演员,也可能是当时中国戏曲演员中灌片最多的一位。2004年,为纪念梅先生110周年诞辰,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整理出版过一套《梅兰芳老唱片全集》,收录了梅先生1936年之前灌制出版的全部唱片,共169面粗纹唱片,包括42个剧目,记录了梅先生继承、加工的传统戏和创作新排的个人本戏之精彩片断,可以说是梅先生艺术鼎盛时期演剧活动的一个缩影。[1]这也是迄今为止,大陆公开出版物中出现的较为权威的一个数字。[2]

梅兰芳唱片的具体剧目和准确的灌音时间,目前也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笔者将上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最新的研究成果简单作一综述。

梅兰芳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唱片社出版部曾对梅先生的唱片作了初步统计,分唱片与录音两个部分。总计包括剧目43个(同一剧目不同片段,均作一个剧目计算),详见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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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所列内容,代表了当时大陆唱片界在梅兰芳唱片整理上的最高水准,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是显得相对粗陋,尤其是在唱片灌制的年份前基本都加上“约”字,显得还不够严谨,这跟当时对老唱片挖掘整理的力度不够、了解信息相对匮乏也有一定的关系。

进入21世纪,梅兰芳老唱片的整理与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关梅兰芳灌音时间的考证,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由于民国老唱片年代考证,是一项极其专业、缜密的工作,需要研究者同时掌握丰富的唱片资源和文字资料,且需要具备缜密周到的学术思维,因此,研究上难免会产生良莠不齐的现象。譬如,福建师大徐羽中的硕士论文,便是以1962年版《统计》的整理资料为基础,对几张梅氏唱片的灌制年代进行了一些粗浅的考证,但不少问题值得仔细商榷。[4]

其重要观点一:1936年,梅兰芳、谭富英灌制的《四郎探母》,其版号为42109,与1936年梅兰芳、谭富英合作的两张胜利唱片版号(54963、54964)相距甚远,而与1925年的三张胜利唱片版号(43354、43356、43968)接近,所以将这张唱片列入1925年(胜利公司一期)的灌音记录。笔者以为,从徐文对版号的列举上,便可知晓其在版本研究上的粗疏:一张粗纹唱片分正反两面,正确的版号列举应当是(42109A、42109B),下面的几张唱片亦是如此;众所周知,30年代后,梅氏灌录唱片已开始偏重于传统剧目,没有相关文献资料的佐证,仅仅依靠版号,就随意地把1936年灌制的唱片挪移到1925年,这在学术研究上无疑较为草率。更何况,1936年是距离当时统计的时间最近,如果没有确凿无疑的相关证据,无论如何不能轻易下此结论。

其主要观点二:1930年百代(四期)的唱片,据其所查应是1930年11月24日—1931年1月22日,梅兰芳到沪演出期间所录,上海《大晶报》1931年1月21日曾以梅、马第一次合作为主题予以报道。这个观点存在的问题在于,没有援引《大晶报》1931年1月21日报道的主要内容,读者不知真相究竟为何。此外,徐文所列时间1930年11月24日—1931年1月22日,究竟哪个时间段为录音时间,而哪个又是出版时间,也没有细分。所以,干脆把这一期录音的时间写作“1930—1931”,这样的时间范围,显然太宽。

其主要观点三:胜利公司三期的录音时间,在《梅兰芳唱片与录音资料统计》中,时间是1930年,1931年5月23日的《申报》曾以“梅兰芳之破天荒新唱片”为题对将出的《刺虎》予以专门报道,因此时间在1931年。这个判断也是远离事实的:首先,《统计》中的胜利公司(三期)录音时间,明明写作“约1932年”,不知“1930年”的说法出自哪个版本?其次,没有对“梅兰芳之破天荒新唱片”这篇报道进行援引;最后,由于对报道内容的不熟悉,造成了最终的错误。2004年,柴俊为在《梅兰芳的老唱片》一文,不仅援引了这段文献,更是根据其中的关键词“去岁”,毫无疑义地考证出此一期唱片的录制年代为1930年。[5]徐文成于柴文之后,却没有借鉴。依笔者所见,徐氏在文中所犯错讹,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唱片考证上出现的主要问题,其教训值得深思。

柴俊为在其文中,对《统计》中所列百代一、二期灌录唱片的重复,百代二期灌片的具体年份,梅兰芳1924年在日本的灌音情况等内容,一一进行了考证,均有相关文献资料作为佐证,其成果列表如下:

梅兰芳老唱片年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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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2004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也出版了一套名为《梅兰芳唱腔珍版典藏》的CD版唱片及录音(以下简称《珍版典藏》)。全套共16张CD,其中1—6张是梅兰芳1949年以前的唱片及录音,7—16张是1949年以后的录音(大部分是舞台演出的实况)。1—6张收录的梅兰芳民国年间老唱片,是以1962年中国唱片公司出版的《梅兰芳唱片选集》为基础。笔者将《珍版典藏》收录的梅兰芳“老唱片”与《梅兰芳老唱片全集》(以下简称《老唱片全集》)收录的唱片作了对比,发现《珍版典藏》收录的老唱片比《老唱片全集》中的少23面:如《起解》和《六月雪》各少3面,《四郎探母》《廉锦枫》《天女散花》和《春灯谜》各少2面,《宇宙锋》《宝莲灯》《嫦娥奔月》《俊袭人》《洛神》《西施》《太真外传》和《凤还巢》各少1面,而且没有收录《老唱片全集》所收的《醉酒》《梅龙镇》《汾河湾》《春秋配》《虹霓关》,以及《牢狱鸳鸯》《麻姑献寿》《四五花洞》《刺虎》和《辕门射戟》的唱片。

次年,又有一套名为《梅兰芳声腔艺术全考》(以下简称《全考》)的音响资料出版。此套音响资料收录范围与《珍版典藏》相同,包括唱片和录音两部分。经笔者与《老唱片全集》对比,此套音响资料收录的唱片少于《老唱片全集》。其中,1923年百代公司录制的《霸王别姬》中的【南梆子】“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和【西皮二六】“劝君王饮酒听虞歌”两段未收;缺1931年新乐风公司录制的《春灯谜》的【西皮慢板】“忆昔佳节去观灯”一段。另外,《全考》还存在收录唱段录音不全的现象:如1936年胜利公司录制的《六月雪》【反二簧慢板】“没来由遭刑宪受此大难”一段,第二句“看起来老天爷顺水推船”只唱了“看起来”三字,“老”字刚一出口声音即断,缺后面的6句半唱腔。

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是梅兰芳老唱片收藏的重镇。其馆藏情况大致如下:

1.民国年间梅兰芳唱片馆藏总数为154张(其中密文唱片10张,应为50年代以后翻录),粗文唱片实际144张。

2.154张唱片共包含不同唱段名称56个,所收剧目与《梅兰芳老唱片全集》中仅差《刺虎》一出:

《霸王别姬》《嫦娥奔月》《春灯谜》《春秋配》《黛玉葬花》《丁山打雁》《汾河湾》《凤还巢》《虹霓关》《祭江》《抗金兵》《廉锦枫》《梁红玉》《洛神》《梅龙镇》《木兰从军》《三娘教子》《四本太真外传》《头本太真外传》《杨贵妃》《宇宙锋》《玉堂春》《贩马记》《宝莲灯》《打渔杀家》《四郎探母》《四五花洞》《二本虹霓关》《天女散花》《女起解》《西施(头本)》《宝莲灯》《贵妃醉酒》《红线盗盒》《六月雪》《武昭关》《御碑亭》《祭塔》《牢狱鸳鸯》《辕门射戟》《麻姑献寿》《刺汤》《二本西施》《俊袭人》《三本太真外传》《武昭关》《游园惊梦》《彩楼配》《战蒲关》《枪挑穆大王》《苏三起解》《生死恨》《金殿装疯》《审头刺汤》《探母回令》《游龙戏凤》。[7]

综上所述,就现有梅兰芳唱片出版物而论,要研究梅兰芳早期和中期的演唱,或通过唱片研习梅兰芳的唱法,应该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的《梅兰芳老唱片全集》为主要依据。

民间唱片研究丝毫不逊色于业内学界,且大有赶超之势。临祺轩主张洪涛以“蝂芹”为名撰写的文章《梅兰芳老唱片断代的几点商榷》[8],论述缜密,文献资料扎实,堪称无一论没有出处,代表了这个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准。其在梅兰芳灌音时间上的考证,在某些唱片上已精确到月和日,此成果虽未正式出版,但颇具参考和研究价值。兹将《梅兰芳唱片断代年表》列于下文:

梅兰芳唱片断代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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