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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本科教育变革:美国通识教育的影响及模式研究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说,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识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影响东亚本科教育发生根本变化最有影响力的模式之一。此外,不同机构通识教育的模式和特征也相差甚远,而且与其他关键特点有关。本文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即通识教育及其模式从美国引入其他国家或教育系统。依附理论最初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是阿特巴赫提出的“大学作为中心和外围”理论。

东亚本科教育变革:美国通识教育的影响及模式研究

除了通识教育,近年来在东亚高等教育系统中也引入了类似“自由教育”的概念。例如,自1991年以来,日语“kyoyo kyoiku”经常翻译成“教养教育”。2008年,中国顶尖大学之一——中山大学建立了博雅学院英语翻译为“College of Liberal Arts”。不同于中大的其他中式学院,该学院开设了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汉语,以及其他经典课程。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各种叫法也模糊不清。比如,一些学者认为,通识教育和自由教育是不同的概念(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2016;Lattuca,2007;Miller,1988;Scott,2002)。然而,其他研究表明,这两个术语已经越来越多地交替使用,而且在如今的环境下,自由教育的理想在历史上已经无法占据主导地位(Rothblatt,1976,1993;Rudolph,1977)。实际上,虽然在日本和中国内地及含香港地区,两个词语可以从组织和课程层面区分开来,但在理念层面,两个词语有许多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说,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识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影响东亚本科教育发生根本变化最有影响力的模式之一。因此,本文使用“通识教育”而不是“自由教育”或者其他类似的词语。

关于美国通识教育模式的变化,除了以前的研究(Carnochan,1993;Harvard Committee,1945;Rothblatt,1988),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进行的几项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更深刻、更直接地影响了本文所涉国家和地区教育体系通识教育的出现和转变。例如,通过着重分析1975—2000年间美国四年制学院和大学中通识教育组织的需求,有研究表明,在此期间,通识教育的主要变化有:通识教育课程的数量增加,水平有所提高;确保学生在数学、英语写作和演讲等核心技能领域夯实基础;在必修科中扩大女性、少数群体和非西方文化的代表性。他们还提到,将继续增加与基础学术能力、多元化以及非西方文化相关的课程(Brint、Proctor、Murphy、Turk-Bicakci、Hanneman,2009)。

此外,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还对其成员机构的通识教育变革进行了几次全国性的调查。例如,根据一份2008年年末和2009年年初成员机构首席学术官的调查结果报告,当被问及通识教育的课程模式时,大多数表示他们的课程是由全球课程(60%)、新生研讨课(58%)、综合课程(56%)以及跨学科课程(51%)组成。此外,不同机构通识教育的模式和特征也相差甚远,而且与其他关键特点有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80%)的成员机构会用其他项目配合通识教育使用,而只有15%的机构使用单一的模式。许多机构也将公共知识经验(41%)、专题必修课(36%)、高级课程(33%)、核心课程(30%),加上或减去学习社区(24%)纳入其通识教育课程(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2009)。

虽然一些研究讨论了1945年后美国教育思想引入日本的情况(参见Holmes&McLean,1989),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章专门研究通识教育引入其他东亚国家教育体系的情况。本文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即通识教育及其模式从美国引入其他国家或教育系统。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是基于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依附理论产生于1949年,分别由汉斯·辛格(Hans Singer)和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发表的两篇论文提出。后来,作为现代化理论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起来(Dosman,2008;Shaw,2002)。依附理论最初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可以解释各国之间,特别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各种不平等。(www.xing528.com)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教育界的学者试图将该理论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是阿特巴赫(Altbach)提出的(1981)“大学作为中心和外围”理论。据他而言,大学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有影响的”和“依赖的”——即创造和传播知识。尽管它们在自己的国家有影响力,但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国际知识网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工业化国家在世界上保持主导地位的媒介。此外,包括教学观点和理念在内的高等教育模式,总是从所谓的学习中心(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而不管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差异有多大。例如,阿特巴赫运用该理论分析了东亚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并强调“在亚洲,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代大学基本是西方式机构,其根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由作为殖民统治者的西方力量塑造而成。日本、中国和泰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是模式还是外国的”(Altbach&Selvaratnam,1989,p.xii)。为了探索美国通识教育模式是如何转变为东亚体系的,本文研究了两个中心问题:

(1)在日本、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通识教育的关键方面有何明显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2)依附理论,尤其是中心—外围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解释受美国通识教育影响的本文所涉国家和地区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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