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显学》将儒家漆雕开与宋钘对举，并归纳宋子之思想特色在“宽”“恕”。韩非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趣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儒家以勇为教，并不斥私斗。《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即所谓“直”也。《礼记·表记》载孔子语：“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愆）[25]不仇，无德不报。’”即此意。由此观念出发，因报私仇而斗，未尝为非礼或不法[26]，故《檀弓》载子夏问居父母之仇该如何，孔子答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至若从父昆弟之仇则“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钱穆说：“韩非言儒分为八，漆雕居首，漆雕可为儒之代表矣。此儒之主有斗也。”[27]蒙文通更谓《孟子·公孙丑上》所记“不肤挠，不目逃”之北宫黝亦“所谓漆雕氏之徒，殆儒而侠者也”。并疑《礼记·儒行》为漆雕之儒所传[28]。《儒行》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既云可杀不可辱，必严荣、辱之辨，也难怪荀子对宋钘“见侮不辱”说猛烈抨击。宋子“趣不随仇”“见侮不辱”，对他人之怨仇与侮辱采取宽容之态度，故韩非以“宽”称之，亦即孔子所谓：“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见《礼记·表记》）。
《显学》又将宋子学说之精神归结为“恕”。《说文》：“恕，仁也。从心，如声。”《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29]《楚辞·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王逸《章句》：“以心揆心为恕。量，度也。”[30]《管子·七法》云：“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所谓“恕”者，以己心度他心，本隐含有人与人之间内在交流、疏通彼此隔阂的意义，故与“心之行”“心术”含义相通。
《尹文子》“田子读书”一章载宋子认为“尧时太平”乃“圣人之治以致此”，彭蒙却针锋相对地说“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并进一步与之论“圣人”“圣法”之别。此章所记虽未必为实录，但表现出宋钘重视“圣人之治”之倾向。《管子·白心》云：“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物，物至而名自治。正名自治，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宋子的圣人观是与其正名理论相表里的，《心术上》经文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解文也说：“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圣人督言正名，使名实相应，无益无损，天下自能太平。关于此点，《心术下》阐释最明，传文说：“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裁之，名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www.xing528.com)
宋钘重人治，但亦不废法治，如《白心》：“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又如《心术上》经文将礼、法并举，谓“简㐱小大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解文释曰：“‘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杀僇禁诛’，以一之也。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以“法”为不得不然者，且由权、道派生。值得注意的是，解文“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之说与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经法》首句“道生法”相合[31]，皆为稷下黄老道家之说。以宋钘的思路来说，圣人取法天地虚静之道，故能揆度万物而设名制法，故圣人与圣法是二而为一的，圣人即“道生法”之中介，故宋子会怀疑：“圣人与圣法，何以异？”但彭蒙、田骈却主张“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盖以“理”[32]作为道与法之中介，而认为法治高于人治。从此点来看，宋钘融合“正名”及《老子》人法天地之说，影响尹文建立名法理论，可视为道、法转关的初步阶段。彭蒙、田骈及慎到等弃人治之私，而任法理之公[33]，又为进一步之发展，可视为道、法转关的第二阶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