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所处时代，儒、墨俱为显学[40]。《孟子·滕文公下》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其影响。墨翟曾为宋国大夫，又在楚惠王时，止楚攻宋[41]，与宋国关系匪浅。而宋钘为宋人，从其生处时代、地域而言，宋钘受墨子思想浸染，乃极为自然之事。从一较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墨翟、宋钘非攻、寝兵之论实上承春秋末叶宋向戌弭兵之议的精神，战国诸子有类似主张者不在少数，如《老子》谓“兵者，不祥之器”。《孟子》则称“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俨然形成一寝兵运动[42]。具体而言，墨子影响宋子之处在于非攻之主张及救世之精神，但二家思想内涵实有较大的差别，不能强合。刘咸炘就认为，墨子之说以兼爱为本，以实利为主；宋、尹之说则以人情为本。他说：“宋、尹曰‘以此白心’，而墨则曰‘备世之急’，此则异矣。其同者其形迹也，不同者所持之故与其说之柢也。”[43]劳思光曾指出：墨子学说的第一主脉为功利主义，由功利之观念而生非乐、非攻之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墨子持权威主义观点，由此乃生天志、尚同之说。此两条主脉则汇于兼爱说[44]。据本书前节所考，宋钘之学说的基础在于白心、别囿，对于社会秩序仍主张维持等级名分，并由名实相应之说提出圣人治世的理想，思想面貌与墨子迥异。从言说的对象而言，儒家的重点在于“上说”，墨子重视“下教”，宋钘则主张“上说下教”（见《天下》）更可见其融通儒墨之特色。
许多学者因宋钘主张节俭及非斗，又因《荀子·非十二子》将宋钘与墨翟合论，于是将之视为墨家支裔。此说最早见于《陶渊明集·集圣贤群辅录》，篇中以宋钘与尹文为一派，相里勤与五侯子为一派，苦获、已齿及邓陵子为一派，是为“三墨”[45]。清人俞正燮更以宋国之君（指宋襄公）、臣皆倡兼爱、非攻，遂谓“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墨子实宋大夫，其后宋
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战不利，有是君则有是臣”[46]。梁启超承其绪，又综合《韩非子·显学》“墨离为三”之说，将宋钘与尹文视为墨学第四派[47]。近世学人如钱基博、顾颉刚、蒙文通、高亨、钱穆、冯友兰等皆主此说[48]。今人白奚亦主张宋钘为墨家学者，他认为宋钘“大俭约”“禁攻寝兵”等主张直承墨子，而“见侮不辱”“情欲寡浅”“别囿”等说则为对墨家学说的补充和发展[49]。薛柏成则指出，宋、尹继承和发挥墨子学说中的“非攻”“兼爱”“节用”“兴利”等思想，并认为“宋、尹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墨家思想行为的相关成分。”“即使宋、尹非墨家学派，但其行为却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墨家人物的风格和特征，就学派的联系上，其在稷下学宫中与墨家学派最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0]鹏按，《庄子·天下》谓宋钘、尹文：
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闻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情固欲寡，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
可见二子的言行具救世精神，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墨家人物的风格和特征”，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但从学术源流及思想内涵来看，宋钘、尹文并非墨家之支裔。孙诒让《墨学传授考》曾辨宋、尹二人非墨家，其说云：
考《庄子》本以宋钘、尹文别为一家，不云亦为墨氏之学。以所举二人学术大略考之，其崇俭、非斗虽与墨氏相近，而师承迥异，乃强以充三墨之数（按，指《群辅录》），而《韩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据也？宋钘书《汉书·艺文志》在小说家，云黄老意。尹文书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又云：“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则二人不治墨氏之术，有明证矣。[51]
顾实并谓：“墨子之根本主义在俭，以用不足而倡节用之说也。宋钘之根本主义在恕，以心有囿而倡别囿之说也。《庄子》别其源流而分述之，殊胜于荀子之一切漫骂也。”[52]刘咸炘也指出：
合观见侮不辱、情欲寡之说，皆颇近于道家，《七略》谓“其言黄老意”，于此可见其非诬。《天下篇》之叙列诸子，以向内近道家者居后，而列宋、尹于墨、禽之后，田、慎之前，盖亦以此。（《天下》）又述其言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53]，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此亦正与庄周所持同。墨翟务实用，尚知识，名辨、兵术无所不究，与此大异矣，然则谓二人为墨之别者，其误明矣。[54]
宋钘之学尚宽容[55]，具有融通各家之特色[56]，其言行虽受墨家影响，但从其整体思想观之，将宋子归为道家学者较符合实际。
《韩非子·显学》中述孔子、墨子死后儒、道二家的演变态势，即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中墨家三派中仅述相里氏、相夫氏及邓陵氏，未数宋钘。其后以葬礼为例，谓“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下即举宋荣子之宽、恕与漆雕开之廉、暴对比，并称“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上主兼而礼之”。从此段评述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宋钘的言行在韩非看来显然有接近墨家之处，所以他评论当世“显学”（该篇开头便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自然地将宋钘与儒家的漆雕开并举。韩非此一观点显然受荀子影响（《荀子·非十二子》将墨、宋并举）。二是从韩非的措辞中可看出，宋钘学说虽受墨子影响，但终究并非墨徒。所以该篇首段论墨家之分化，未列入宋子，且论孔丘、墨翟，说“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但论及漆雕开及宋钘时，却不说“今宽、廉、恕、暴俱在儒、墨”，而说“俱在二子”。
又有学者以宋钘近墨，《荀子·非十二子》中论墨、宋二家又有“大俭约而僈差等”之语，《庄子·天下》又云宋、尹“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遂认为宋钘具有反对等级名分的平等思想[57]。按，此说若成立，则《心术上》“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及楚竹书《彭祖》“五纪毕周”二语正与宋钘思想违异，不得不辨。《非十二子》云：(www.xing528.com)
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古人行文有轻重之别，此段虽墨、宋合论，但重点在墨（此犹《天下》宋、尹合论，重点在宋[58]），于宋钘之批评仅在“大俭约而僈差等”一点。不过，宋子所谓俭约，乃“情欲寡浅”的自然结果，其说实为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少则得，多则惑”“俭故能广”之进一步发展[59]，与墨子因功利而倡“节用”“节葬”并不相同。此外，荀子所说“大俭约而僈差等”虽兼指墨、宋，但此句有两层意义：一是批评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等，过分强调节俭而无视于君臣上下之等差；二是批评宋钘“情欲寡”之主张，仅看到人基本生存的需求，而不顾人的欲望本不齐的实情。刘咸炘云：“宋子言情欲寡乃谓人不过求饱暖安全而止，即所谓嗛嗛仅足之谓也，其他奢望皆非本真……欲本无多，外此皆非本欲，此与《老子》为腹不为目、色令人盲、声令人聋诸说相近，盖欲以欲本寡之说教人反朴，犹之以见侮不辱之说教人止斗也。”[60]梁启超虽以宋子为墨徒，但也看出宋钘之尚俭与墨家异，他说：“墨家教人以自苦为极，是纯以义务观念相绳而已。宋子则认为人之本性本来不欲多得而欲寡得，然则‘五升之饭不得饱’，适如我所欲，非苦也而乐矣。此又以理性的解剖改变人之心理作用，使共安于‘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也。”[61]史华兹也指出：“宋钘的信念是：人的欲望从根本上讲是很少的；这与墨子的观点——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完全屈从于他们本人的自我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62]
宋钘重视正名，其著作亦未见“僈差等”之主张，《荀子》此语应针对墨子而言。《尹文子》[63]中颇有维护伦理名分之主张，如云：“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凡此均与宋子学说相通，又可知二者皆有取于儒家正名之说。《庄子·天下》以尹文与宋钘合论，其言虽有轻重之分，但所言不虚[64]。对于《天下》所谓“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前人或引《释文》“华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为说，以为有“提倡人类生活平等之意”[65]。但顾实云：
《西山经》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水经·渭水注》：“华山远而望之，又若华状。”故《释文》云：“华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然盖以示其岸然道貌，不物于物。《大宗师篇》曰：“古之真人，其状峨而不崩。”是其义也。故能接万物，以别宥为始。[66]
按，顾氏说合于宋钘学说要旨，乃得其真解。
宋钘欲以不利说秦、楚休兵，而孟子非之（见《孟子·告子下》），颇有墨家救世之精神，其倡“禁攻寝兵”显受墨子“非攻”之影响，但二者仍有差别。墨子反对战争的理由在于无利、不义，仍主“义兵”（非谓其可尽去，此与儒家无异）[67]。宋钘倡寝兵息斗，亦有“义兵”之论（见《白心》），但宋子更言“见侮不辱”，人情本不欲多，以绝争心之萌[68]，论旨遂与墨异。刘咸炘就指出：“或曰：‘墨子固以言利为孟子所非，宋子亦以言利为孟子所非，安见其异也？’曰：宋子之言利特其号耳，其所以立此说固基于白心，非为群之效率也。”[69]梁启超也说：“墨家固常劝人勿斗，然大率言斗之两不利，是属客观计较之论也。宋子推原人何以有斗？皆因以见侮为辱而起，故极力陈说见侮之并不足为辱，使之释然。此以理性的解剖改变人之心理作用以塞斗之源也。”[70]鹏按，刘、梁二氏说是。《孔丛子·杂训》云：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若以言“利”而将宋钘归入墨家，则子思亦可谓墨者也，由此可知其说必非[71]。《孔丛子》载子思与孟子问答，以二子年世考之，必非实录，但所记子思之语却反映出儒家早期思想倾向乃视义、利为一，故引《易》“利者，义之和也”说之。孟子严义、利之分，重视仁义，乃为后来之发展。宋钘的观念无疑近于前者，故《孟子》载宋子欲赴秦、楚止战，说之以“利”，《白心》又主张“义兵”，二者并无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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