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治远古历史的困难，在于去古已远，在材料上每不足徵；治晚近历史的困难，在于恩怨未尽，多有政治的干扰。清末以至民初，革命派为达至排满反清的政治效果，在宣传上每多借史立论、以论诬史之言，孟氏之治清史，实针对此种风气而发。他后来表示：“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1]此可见其清史研究的出发点，亦最能代表其治学的基本精神。
孟氏一生的主要成就，王锺翰总结为五项：清室先世真相的挖掘、满洲名称起源的推测、满族八旗制度的考论、清初三大疑案的辨疑、清初史事人物的考证。[2]满族曾称臣于明朝，而清室入主中原之后，却极力讳饰有关真相；而孟氏目光如炬，甫一入手，对此问题即全力以赴，从《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到晚年的《明元清系通纪》，[3]尽史料考掘之能事，他曾自述：“……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4]《八旗制度考实》一篇，论定八旗不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实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军国民制度”，史料详实，眼光独到，为研究满族社会组织的空前创获。孟氏尤以事件、人物的考证闻名，论文既多且精，所考包括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大疑案，科场（科举舞弊）、奏销（钱粮亏欠）、《字贯》、《闲闲录》（文字狱）等案件，董小宛、顾眉、孔四贞、香妃、顾太清等名女人。[5]
孟氏早年留日攻读法律，多有法政方面的著译，已受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熏染；[6]以后转而治史，特别重视史料的比勘和辨析，表面上似近旧派，实际上已入新境，[7]固非旧派史家如柯劭忞、张尔田、柳诒徵、邓之诚辈所能及。孟氏考史，以正史官书为骨干，对野史笔记多存怀疑；故作文多以“考实”为标题，类似于清人崔述所谓“考信”。例如《太后下嫁考实》质疑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事，《世祖出家事考实》质疑顺治出家五台山事，《董小宛考》质疑董小宛即顺治所宠董鄂妃事，[8]《香妃考实》质疑香妃被俘入宫而殉节事，《丁香花》质疑龚自珍、顾太清艳情事，《海宁陈家》质疑乾隆为海宁陈氏血裔事，无不据史实之信，辨传说之伪。则孟氏之于清史，有类乎顾颉刚之于古史，孟氏可谓清史研究的疑古派。
按：罗振玉、陈寅恪皆对疑古派颇表不满，[9]但罗氏据出土古钱币，怀疑《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以为周代始有货币出现，则俨然疑古作风；[10]陈氏指出蒙古早期历史编纂“有如九成之台，累土而起，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也”，[11]亦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出一辙。可知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原是治学的基本功夫和自然倾向；所谓疑古，不过是近代史学的应有之义，此孟、罗、陈所以能与顾颉刚不约而同也。
孟氏出身晚清官僚，陈垣出身北洋官僚，皆由仕而学，中年用力，终成大家；孟氏专攻明清史，论博大不及陈垣，而论境界则并无逊色。
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兼官僚与士人于一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清代朴学独盛，官员与学人合一，亦属常态。至清末民初，余风未歇，学术名流如王先谦、叶昌炽、沈家本、沈曾植、柯劭忞、杨锺羲、罗振玉，皆以清室遗臣的身份终老；如辜鸿铭、陈衍、余嘉锡，则曾有清廷仕宦经历而转入民国学界；如董康、夏仁虎、汪荣宝、叶恭绰，则兼有清廷、北洋政府仕宦经历而为学人，孟氏即身与其列；另如林志钧、鲁迅，则有北洋仕宦经历而转入学院，陈垣亦其流亚。由学而仕，今已司空见惯；由仕而学，则佳人难再得矣。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尚有萧一山，以《清代通史》鸣世。然综合有功，考证无成，论学术史的地位，远不能与孟氏相提并论。
诗曰：易代人间事已非，纷纷野史说宫闱。君家宗旨同疑古，小宛何曾是董妃？
注 释：
[1]《明清史讲义》第三编第一章。(www.xing528.com)
[2]见《孟森与〈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收入《清史馀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按：孟氏的散编论文，早年自编为《心史丛刊》三集；以后弟子商鸿逵汇编为《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
[3]顾颉刚1979年4月13日日记：“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章：一、吴燕绍《清代蒙回藏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96）而谢国桢认为孟氏早期的考证“引人娓娓动听，但是到他老年所撰的《明元清系通纪》，反到有江郎才尽之感”（商传《读〈瓜蒂庵小品〉——纪念谢国桢师百年诞辰》，《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见《清史讲义》第三章，《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页372。按：针对孟氏所言，王锺翰1954年10月28日日记有极为严厉的指责：“昨夜看孟森《清史讲义》，页十五有云：（清事）至今日始大发明，而以余（孟森自称）为发明最多，可云前无古人者也。大言不惭如彼。……动辄以发明过前人自许，不学之人何足言学？孟之墓木已拱，而仍享盛名，可怪也。”次年4月16日又云：“看《满洲源〈流〉考·疆域门》，然后知孟森之于清初一切创获，皆本此考。迄至今日，孟之权威依然遗存，可怪也。此无它，人不读书，更不读原书耳。”（《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自印本，页30、页137）可见在当时弃旧趋新的风气中，新一代学人对旧史学是何等轻蔑。对比王锺翰本人后来对孟氏的表彰，前倨而后恭，尤有世事翻云覆雨之感。
[5]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尤以《柳如是别传》为今人瞩目，然而孟氏的“颂红妆”固早在陈氏之前矣。其中《横波夫人考》一篇，更宜与《柳如是别传》并观，盖顾眉（横波夫人）与柳如是身世肖似：两人同在明末名妓“秦淮八艳”之列；柳氏嫁钱谦益，顾氏嫁龚鼎孳，而钱、龚皆明末清初诗坛名宿（与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皆降清为贰臣；钱氏固然暗中有参与复明运动的壮举，而龚氏亦有救济明遗民的义行。
[6]孟氏《八旗制度考实》总结八旗制度有谓：“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论者指出，此非有近代政治学、法学素养不能道（孙家红《明清史学大师孟森传略》，载《北大的大师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又《师之大者：史学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孟心史学记》，三联书店2008年版）。
[7]商鸿逵有谓：“心史师治史，多本中国传统之方法，而于史料分析甚详，于史事论述极明，又不尽同于传统史学，从而开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前言》，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言近似。另，吴相湘又指：“孟先生对于若干有关清代捕风捉影的野史传说，更著意寻求本源，想利用这些富有趣味的题材以诱导一般人求真的观念，并指示初治史学的途径。”（《明清史权威孟心史》，《中国现代人物》，台湾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1965年版）则此亦如胡适考证小说，也有意示人以治学方法也（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治学方法》）。
[8]高阳以小说家的想像力，宁信野史而不信孟氏《董小宛考》的结论，对小宛入宫、顺治出家传说重作索隐，捕风捉影，可称无识；至于扯大旗作虎皮，更谓“我相信，当时与心史齐名的史学家如二陈——陈垣、陈寅恪，皆知心史的这篇考据站不住，但老辈忠厚，不愿公然辩驳”，尤为诬妄（《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清朝的皇帝》第四章“世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盖陈垣明白表示：“相传董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关于此说之误，已有人辩过。……所以董小宛与董妃绝不相干的。”（《顺治皇帝出家》，《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寅恪虽指董小宛为清兵所劫掠，但仍认为“小宛之非董鄂妃，自不待言”（《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册页791-792）；此外，钱仲联亦暗承孟说，以为“董鄂妃决非董小宛”（《梦苕庵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册页184）。参胡晓明《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高阳论“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诗与文化心灵》，中华书局2006年版）。
[9]罗氏指清代学术有三得三失，“疑古信今”为三失之一，“今之学者，于我先圣百王数千年所历试，尽善尽美之政学则疑之，于外来之新说则信之，贱美玉而宝珷玞。”（《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四章）陈氏有谓“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即指康有为、顾颉刚而言；又一再表示“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武曌与佛教》、《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皆针对疑古派的学风而作反讽。
[10]《俑庐日札·由文字之始与货易之制论古货币始于有周》，收入《雪堂类稿》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1]《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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