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新会援庵，义宁寅恪，并称“史学二陈”；[1]援庵生长南粤，寅恪归老南粤，实为岭南学术史的荣光。
二陈俱以史学考证名世，而取径各异，严耕望有精辟的总结：陈垣偏于“述证”，重在史料搜集的详赡和史料排比的条理，虽平实而稳健；陈寅恪则偏于“辩证”，重在史料的巧妙运用和辗转分析，虽高明而危险。[2]故陈寅恪之学，仿佛天马行空，“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相反，陈垣之学则如坦克履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辨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3]大抵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陈垣则为述史之学。陈垣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的基本功，尤其强调史料的“竭泽而渔”；尽管陈寅恪被视为“史料学派”，胡适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宣扬“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相比之下，陈垣实际上更接近于史料学派。
陈氏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前期，尤以所谓“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代表，钩沉出久已湮没的早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华史迹。《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湛深，体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古教四考”及《华化考》诸篇，除本身史料详备、梳理清晰的优点之外，在选题上亦契合新学术风气的转变，既填补本土学界的空白，更跻身于国际汉学的前沿，故能震动中外，一举奠定其史学地位。[4]
按：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5]故他对西方宗教入华史的重视与挖掘，当与其信仰背景有关。[6]事实上，他第一篇正式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即缘起于天主教会属下辅仁社的课题。[7]
不过，陈氏不通外文，史学能力限于禹域之内，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来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后已难以为继，[8]而逐渐转向本土宗教史及历史文献的研讨。另一方面，因为抗战发生，他更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假借“宗教三书”以作发扬：《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义节，《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明末逃禅遗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记》贬斥清初佛门新贵攀附异族统治的丑态；此外，《通鉴胡注表微》钩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流露的故国情怀。凡此都能以今释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详博、考订坚实的基础上，寄托他对时事的感慨和认识。
陈氏将其治学历程总结为四个姓氏：钱、顾、全、毛。早年服膺钱大昕，为纯粹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推重顾炎武，重经世实用之学；北京沦陷后更讲授全祖望，发挥民族气节，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最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9]1952年他致杨树达函有谓：“来示谦欲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10]则陈氏的学术思想，此时固已由谢山（全祖望）转韶山（毛泽东）矣。然而陈氏以谢山为法，能迭有名作，以韶山为法，又何所成？
陈氏早年从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以后转入学界，仍能与时进退、与世浮沉，从国民党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到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始终身名俱泰，真可谓圣之时者。陈氏与政治的交涉，平生有两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参与曹锟贿选，成为有名的“猪仔议员”，是为陈氏最严重的政治污点；[11]二是1949年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12]这既表示与故人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表示对革命政权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在著名的旧知识分子中，陈氏遂成为向新政权输诚的第一人，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者，亦如后来数以百万计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识分子加盟红色梁山之投名状也。
子乐素，孙智超，皆长于宋史。
诗曰：议员猪仔有惭颜，老去红朝著述悭。一代史宗与时进，谢山不拜拜韶山。
注 释：
[1]方豪曾谓“史学之二陈，恰似泰岱之对峙，江河之争流，各擅胜场，实无须轩轾也”（何广棪《从陈垣先生之一通函牍谈起——兼永怀方豪院士》，《硕堂文存二编》，台湾九思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又，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有打油诗云：“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恒〈援〉庵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厚古薄今种种》，《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亦可见“二陈”影响之一斑。(www.xing528.com)
[2]关于“述证”与“辩证”，严氏另有说明：“述证文章的写作比较容易，主要工作在搜集资料，资料准备好了，排比材料即可成文，较为省事，但述证文的写作实际上等于较高级的编辑工作，在论文写作上，是比较低层次的；辩证性的论文，才是比较高层次的论文，在写作技术上，写作过程上，比较难得多。”（《我撰唐代交通图考的动机与经验》，《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按：胡适日记1937年2月22日有云：“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册页657）亦特别强调陈氏“最能用材料”一点。
[3]《治史答问》，收入《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78。按：周勋初谓：“陈寅恪治学善于从一般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但他推论较多，有时根据个别例证就作出推论，每因证据不足而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仍然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启迪。……陈垣的天份或许不如陈寅恪，他是‘步步为营’类型的学者。陈垣先生非常强调使用归纳法，有时十分材料才得出一分结论。这两位学者有些像汉代的名将李广与程不识。”（周勋初、余历雄《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页207）其意亦与严说类似。另，严耕望在致胡适函中亦曾附带批评陈氏：“若于大问题下断语能恰到好处，则极难矣。盖在分际，最易犯先生所谓‘太整齐系统化’之毛病也。后学常常反省，即感时有此病，不但浅薄如后学者，即笃实如寅恪先生，遇大问题亦常常犯此毛病，乃知‘允执厥中’实殊难做到。”（据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八册页2989-2990）
[4]尹炎武1933年致陈垣函引法国伯希和言：“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次年函又谓：“……邂逅季刚（黄侃）、逖先（朱希祖），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足？〉下一人，闻者无异辞。”（《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96、页99）又日本桑原骘藏也称：“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六期）。另参桑兵《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竺沙雅章《陈垣与桑原骘藏》（《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其子陈乐素含蓄指出：“……当时，他是具有宗教信仰的。1919年，他在《重刊〈铎书〉序》中说：‘迩年以来，余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显然指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陈氏四十年代更自承：“余素主信仰自由，而独服膺基督，英（敛之）马（相伯）二先生则固笃信天主教者。”（《马相伯先生文集·序》）则足见其所信仰者为基督新教。参谢扶雅《陈援庵受洗入教考》（《谢扶雅晚年文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吴梓明、刘贤《作为华人基督徒学人的陈垣先生》（《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贤《陈垣与民国基督宗教界交游管窥》（《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参李东华《怀援庵与亮尘，念觉明与杰人——略论民国以来国人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方豪先生年谱》附录，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按：方豪一生不离教会，而专攻中国基督教史；许地山治宗教史，亦与其早年曾入基督教会有关（参李焯然《书山有路——许地山的藏书及其宗教研究》，《鼎和五味》，中华书局2010年版）；罗香林曾任基督教香港崇真会教职，因此究心景教史（参余伟雄《恩师罗香林教授研究史学之伟大成就》，《兴宁文史》第十三辑“罗香林教授专辑”，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89年编）；此外，胡适留学美国期间，一度拟加入基督教，亦喜读《圣经》；以后他虽未研究基督教，却用力收集《圣经》的中译本（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0-31）。此皆可见学术兴趣与信仰背景的相关性。
[7]陈氏《元也里可温考缘起》说明：“余尝一谒先生（英华），先生出示辅仁社课，中有题曰：‘元代也里可温考’。余叩共端绪，偶有所触，归而发箧陈书，钩稽旬日，得佐证若干条，益以辅仁社诸子所得，比事属词，都为一卷，以报先生……”可见此作非仅陈氏一人之功（参陈乐素《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
[8]参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见陈氏1943年致方豪函、1950年致席启
函、1954年致佚名函（《陈垣来往书信集》，页302、页216、页796）。另，陈氏亦勤学马列主义，表示：“孔孟，古圣；马列，今圣也。生今之世，宜先读马列主义之书，然后以马列主义衡量古籍。庶几不迷方向。”又说：“……不愿作旧社会史学大师，而要做一名马列主义小学生。”（据陈珍幹《陈垣先生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遗著》引，《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10]《陈垣来往书信集》，页366。按：陈氏1954年致佚名函也提及：“……遇夫先生来信，欲追踪高邮。余复书：遇夫何必企高邮，高邮又何足尽遇夫？遇夫生当今之世，近圣人之居，当法韶山，不应以高邮自限。遇夫未复我也。”（《陈垣来往书信集》，页796）
[11]陈氏后来表示：“议员规定的有薪金，而由于连年战争，已多年未发。忽然有一次发了一张支票，说是补发历年欠薪的，就收了下来。而过了些时候，就强迫收到款的人选举。选举后，社会舆论大哗，才知是贿选，国会和议员都被人咒骂。”（据刘乃和《陈垣年谱》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43；又见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页134）按：陈氏的自辩殊不足信。贿选一事当时轰动全国，议员中拒绝受贿者也甚多（参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文史资料精选》1990年版，第三册；潘力山《癸亥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力山遗集》，上海法学院民国21年版；苏虹《刘景辰反对曹锟贿选》，收入杨瑞津编《刘景辰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综合研究可见沈云龙《曹锟贿选与“猪仔议员”》，《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续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氏身处旋涡中心，断无不知之理。
[12]此文经与陈氏讨论，由刘乃和执笔（参陈智超《陈垣与胡适》，《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邓瑞全《关于〈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文献》1999年第二期；陆发春《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历史之谜的澄清》，《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按：据马逢华回忆，与胡适关系密切的沈从文也曾写过一篇《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以应付“改造”，后未见发表（《怀念沈从文教授》，《忽值山河改》，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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