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音乐交流与中国古代音乐史

西汉以降，各代王朝在积极发展同北方各民族音乐交往的同时，继续开拓南方疆域，与南方少数民族和周邻国家加深交往。至东汉，已成班固《东都赋》所描绘的“四夷间奏，德于所及，僸佅兜离，罔不具集”之势。南方少数民族中，以南越、滇国、西瓯等地音乐较为突出。

东南沿海岭南两广等地，是古代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南越族与中原早有音乐文化的往来。越人依越地多水，善舟楫，常“拥楫而歌”。战国时鄂君子晳泛舟河上，曾听人用越语演唱《越人歌》。汉武帝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汉书·元后传》也载：“成都侯商……立羽盖，张周帷，辑濯越歌。”师古注云：“辑与楫同，濯与櫂（棹）同，皆所以行船也。令执棹人为越歌也。”西汉时，南越仿照汉朝建立了“乐府”和钟鼓乐队。后世南方越地有越式钟和钩出土，如广州西汉前期越王墓出土越式甬钟五件一组，皆为双音钟。广州汉代南越王墓越式钮钟十四件一套，亦为双音钟。广州象岗南越王赵昧墓出土钩八件一编，带有商文化因素。

云南普宁、滇池地区的滇国音乐，经西南传入中原。他们同百越民族一样，在战国时代就创造了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并有见于记载的滇歌、《白狼歌》等等。《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子虚赋》中曾记录有“文成颠歌”，师古注云：“颠即滇字，其音则同耳。”东汉时，相当于今云南汶山以西的白狼人内附。白狼王作有以白狼语所唱歌颂汉朝恩德的《白狼歌》。白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其“远夷之语，辞意难正”。后通过“颇晓其言”之人，也只能“讯其风俗，译其辞意”。铜鼓与葫芦笙，在滇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滇族青年在喜庆节日场合的芦笙舞，除以吹奏葫芦笙伴和歌舞外，还有男女青年各将两具铜鼓平置于地，一具由男子二人徒手敲击，边敲边舞，另一具由女子二人相对，一人击鼓，一人歌舞。即铜鼓可单个使用，或配对（即称为“雌雄鼓”或“公母鼓”）使用，亦可同编钟、铜锣和竹笛等作为旋律乐器为伴奏用。(www.xing528.com)

从后世云南晋宁石寨山十三号墓出土乐器看，流行南方诸民族的葫芦笙有竖吹曲管和横吹直管两种形式；铜鼓主要有早期的石寨山和冷水冲两型。从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音乐文物看，青铜编钟、铜鼓、铜锣等打击乐器，在相当于今天广西贵县的古西瓯也相当流行，且都具有固定音高。编钟常见有半环钮筒钟和羊角钮钟。半环钮筒钟的钟体呈筒状、无枚，有双音钟，在云南中部、四川南部及广西南部均有出土。羊角钮钟为合瓦形钟体，上小下大，中空，口部平齐，横截面呈橄榄形，銴钮为倒八字羊角形。此钟发祥于滇中，后向滇东、滇南及黔、桂、粤和越南北部等地区传播。

汉武帝开发西南，物产经云南到缅甸转流入身毒、大夏等国，均由四川出发，故川地各民族首先与汉朝建立经贸文化往来，汉代史籍也留有不少记载。聚居嘉陵江边的板楯蛮“天性劲勇”，又“俗喜歌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前述他们代表性的《巴渝舞》在汉代很有影响，魏晋仍存。尽管“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但魏时经改辞、考校后沿用，“以述魏德”。至西晋初年昭定为庙乐武舞。聚居于今汉源地区的筰都夷，其代表歌曲《白狼夷歌》在汉代也传入中原。今川西南的邛都，元鼎六年以为越雋郡，包括原西昌地区和原凉山彝族地区。邛都人和贵州夜郞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的民俗早为汉人所知。此外，今云南保山地区的哀牢人，毗邻哀牢地区的滇西和缅甸东部的掸国人，都与汉朝相交往。哀牢人归附汉朝后，唱出了“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的新民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掸国也曾“越流沙，逾悬渡，万里贡献”，“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说明即使约两千年前，重山峻岭艰难险阻，从未能隔断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各民族都为统一的中华多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创造作出了贡献。